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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論文

    論1990年代以來大學敘事中的反諷修辭

    時間:2021年07月26日 所屬分類:教育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反諷之所以能在1990年以來大學敘事中產生廣泛影響,除了社會轉型語境下文藝觀轉型帶來的敘事策略調整需要外,還在于反諷的倫理傾向契合了知識分子祛魅化的現代性趨勢。 反諷內涵的復雜性與外延的遷延性決定了其文本形態種類繁多,紛繁蕪雜,較為常見的

      摘要:反諷之所以能在1990年以來大學敘事中產生廣泛影響,除了社會轉型語境下文藝觀轉型帶來的敘事策略調整需要外,還在于反諷的倫理傾向契合了知識分子“祛魅”化的現代性趨勢‍‌‍‍‌‍‌‍‍‍‌‍‍‌‍‍‍‌‍‍‌‍‍‍‌‍‍‍‍‌‍‌‍‌‍‌‍‍‌‍‍‍‍‍‍‍‍‍‌‍‍‌‍‍‌‍‌‍‌‍。 反諷內涵的復雜性與外延的遷延性決定了其文本形態種類繁多,紛繁蕪雜,較為常見的文本形態有言語反諷與情境反諷‍‌‍‍‌‍‌‍‍‍‌‍‍‌‍‍‍‌‍‍‌‍‍‍‌‍‍‍‍‌‍‌‍‌‍‌‍‍‌‍‍‍‍‍‍‍‍‍‌‍‍‌‍‍‌‍‌‍‌‍。 反諷以對話性的敘事結構使其倫理傾向顯得曖昧不明,這種曖昧性決定了文本的多義性與豐富性,從而拉開了與非反諷小說的差距,顯示出1990年以來大學敘事的創作實績‍‌‍‍‌‍‌‍‍‍‌‍‍‌‍‍‍‌‍‍‌‍‍‍‌‍‍‍‍‌‍‌‍‌‍‌‍‍‌‍‍‍‍‍‍‍‍‍‌‍‍‌‍‍‌‍‌‍‌‍。

      關鍵詞:大學敘事; 知識分子; 反諷

    大學敘事

      隨著小說中宏大敘事的逐漸消解,1990年以來的大學敘事,與1980年代相比,無論是敘事主題、取材傾向,還是敘述方式或修辭策略,都已發生重大變化。 曾經作為新啟蒙時代的那種理想主義精神逐漸被對世俗欲望的批判替代,過去那種簡約、明朗、單一的敘述風格再也涵括不了轉型社會中那種多元復雜的文化鏡像,反諷修辭以其意婉旨微且多義深刻的敘述特點成為表現大學知識分子的重要修辭策略。 因此,以反諷視角切入1990年以來的大學敘事研究,能更貼切地呈現出大學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與精神癥候。 同時,也能更深刻地把握大學敘事創作的演變及其問題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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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知識分子與反諷的生成語境

      反諷(Irony)原指古希臘戲劇中一種角色類型的行為方式,這種角色通過采用“自貶式佯裝”的策略讓自以為是的對手陷入尷尬境地。 漸漸地,反諷由表示一種行為方式演變為一種善于運用掩飾性語言來表達思想的修辭格。 隨著時代的演變,反諷內涵也在不斷地增殖擴充,其遷延性與豐富性使反諷成為一個難以精確界定的概念。 不過,在其歷時性的演變中,反諷一直保留了兩個最為基本的功用,一是“言此意反”的比喻,二是表現不確定性和多義性的哲學立場。 同時,反諷也被賦予了一種現代性的內涵,成為文學現代性的標志。

      1980年代中期,一度銷聲匿跡的反諷開始在小說中重新出現,到了1990年代更是彌漫開來。 究其緣由,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文化現象。 但就反諷修辭在1990年以來大學敘事中廣泛使用而言,其根本緣由是因為反諷的倫理傾向契合了知識分子“祛魅”化的現代性趨勢。 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價值觀念多元化。 布魯克斯曾對現代詩歌中普遍采用反諷修辭的原因進行分析時指出:“共同承認的象征系統粉碎了; 對于普遍性,大家都有懷疑。 ”①中國傳統的價值體系,也與西方基于神學背景和理性傳統的“共同承認的象征系統”一樣,成為穩定社會文化結構的內在邏輯。 然而,當這種具有統攝性權威的合法性遭受質疑,整個社會開始矛盾叢生而喧嘩不安,反諷情緒便在這喧囂的社會中氤氳而出。 而知識分子相對社會大眾而言,他們對社會價值轉型具有天然的敏感性,他們的現實境遇與角色使命、公眾期待形成各種難以調和的錯位與悖論。 因此,以高校知識分子為書寫對象的大學敘事對反諷修辭的應用表現得尤為突出。 1990年以來大學敘事中的反諷修辭正是對大學知識分子這種悖論性精神癥候的集中呈現。

      二是文學觀念轉型。 在1980、90年代的交替之際,社會轉型促使文學觀念進行了深度調整。 其調整與轉換的壓力不僅來自市場經濟,更來自于文學該如何涵括轉型社會所具有的那種紛繁蕪雜的社會鏡像。 曾經帶給我們巨大情感震撼與道德啟蒙的文學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的那種“全景式”的敘事經驗再也不能貼切地描摹出當下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 在這充滿“后現代”社會鏡像的文化語境中,敘事的統一性消失了。 小說也不再著力于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各種碎片式、雞毛蒜皮式的細節填充在文本中,似乎唯有這種“碎片化”的敘事才能折射出我們的生命體驗。 我們再也無法從曾經的“整體性”與“恒定性”中獲取對生命意義的神圣感與莊嚴感。 “變化如此迅速,根本無法立起某種象征性結構,到處亂糟糟的。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寫作必須有變化,必須出現一種新的形式,以此對變化中的生活做出回應,否則你的寫作就是不真實的。 ”②李洱面對轉型的文化語境,自知無法也無力建構起一種完整的生活,而意義含混的反諷修辭,恰恰符合他對知識分子復雜性的呈現。 因而,他以反諷作為其知識分子小說創作的重要修辭策略。

      三是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危機。 知識分子分裂的人格特征同樣是大學敘事中反諷的生成之源。 一方面,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承續了“士”的思想與人格資源,具有天然的“士志于道”“修齊治平”的文化基因,這也就注定了知識分子對政治權威與中心具有天然的依附性; 另一方面,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又深具啟蒙主義的理念品格與獨立精神。 這就形成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既依附又獨立的人格特征。 當社會因價值轉換而發生結構調整時,知識分子面臨著深刻的生存悖論:如果要獲取世俗成功,知識分子就不得不屈從于世俗規則而背離其角色職能,但假設這樣,知識分子存在的合法性又要遭受質疑; 如果堅守知識分子精神底線,他們又顯得不合時宜,只有被迫從中心走向邊緣。 面對這樣一種生存悖論,眾多知識分子臣服于各種世俗欲望,逐漸放棄對普遍性價值的追尋。 他們在“合法化”的欲望追逐中逐漸喪失了作為知識分子主體的同一性與連續性。 因而,他們也就無力在現實價值秩序中重塑“士志于道”的精神坐標。 然而,他們又深知公眾對他們的角色期待,所以往往又會以偽裝的方式維護自己慣有的道學權威。 王朔對此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以我之偏見,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于偽善,而偽善風氣的養成根子在知識分子。 ”③王朔的文學意義,就在于他以無比決絕的反諷姿態消解了他們的精英意識,呈現出了知識分子悖論性的生存境遇,從而形成了對知識分子多重視鏡的認知,并推動了反諷修辭在大學敘事中的廣泛應用。

      二 大學敘事中的反諷形態

      反諷內涵的復雜性與外延的遷延性決定了其文本形態種類繁多、紛繁蕪雜。 在1990年以來的大學敘事中,言語反諷、情境反諷是最為常見的兩種文本形態。

      (一)言語反諷:言意相異的修辭方式

      作為修辭方式的言語反諷,至今依然在廣泛使用。 美國漢學家浦安迪仍然將反諷定義為“作者用來指明小說本意上的表里虛實之懸殊的一整套結構和修辭手法。 ”④言語反諷通過改變話語敘述成規,將不同話語系統或不同情感色彩的言語進行故意誤置雜糅而構成語境壓力,從而產生出新的語境意蘊,構成言意相異或相抵牾的反諷效果。

      由于作家不同的知識背景、氣質興趣與價值取向,言語反諷在表現形式和敘述風格等方面表現得極具個人性‍‌‍‍‌‍‌‍‍‍‌‍‍‌‍‍‍‌‍‍‌‍‍‍‌‍‍‍‍‌‍‌‍‌‍‌‍‍‌‍‍‍‍‍‍‍‍‍‌‍‍‌‍‍‌‍‌‍‌‍。 李洱小說的言語在大學敘事中極具反諷力度與知識性。 他經常在出其不意的冷靜敘述中突然散發出一股刺骨的鋒芒。 如在《從何說起呢》中,“他每年都要出本書,每本書都在四百頁左右,厚如秦磚,賣廢品的時候很壓秤的”。 寥寥數語,卻體現出李洱以層層推進的敘述方式描述出丁寧出書之多、之厚,最后以“壓秤”一詞直刺要害,讓丁寧不顧學術倫理規范、投機學術的形象瞬間呈現。 同時,他又以不斷延展的方式將各領域的知識安插在小說的細枝末節中,以致他的言語中到處隱匿著哲學、美學、歷史、宗教等諸多領域的知識符號。 而且,他經常引用哲學圣賢的哲理性話語來隱喻當下知識分子尷尬的生存境遇,并以此形成反諷性對照。 《午后的詩學》中的費邊就喜歡引經據典分析一些他生活中雞零狗碎的問題,柏拉圖的“愛情說”成了他們勸酒的助興辭,“謊言是一門科學,真理是一個悖論”成了他現實婚姻狀態的反諷注腳。 這些哲理性名言與知識分子現實境遇的背離,透露出一種精神背后的荒涼。 李洱文本中的這些哲學性話語,一方面表現出話語生活是知識分子確證自我的精神依據,他們唯有借助這種話語才能標榜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 另一方面,呈現出李洱對知識分子在轉型社會生存境遇的悲憫與反思。

      勞罕的小說以一種調侃詼諧的言語表達出對知識分子灰色生存境遇的同情。 如他的《各奔前程》中,有的導師為了保留自己的研究生招生資格,又自忖名不孚眾,也就“出現了學生拯救導師這一奇觀”,被迫到本科生宿舍動員學生投到他的名下,而學生“頗有點慷慨赴難的悲壯”。 當碰到有學生提出各種刁鉆古怪的問題時,也有老師便趕緊“給幾個愛提問的學生撒煙,邊低聲下氣地說:‘這課嘛……實際上,大家都明白……不過,學校經常要抽查,大家相互照顧吧……’”,于是“老師、同學都笑了,心照不宣……”,社會轉型帶來的價值裂變,造成師生難以抵制外界誘惑,以致老師不專心于教學,學生不安心于學業。 作者傾向于將這種大學風氣的變化歸結于轉型的社會環境,因而文本中的詼諧言語不具有強烈的道德倫理審視意味,面對學生的“責難”與教師的“無奈”,勞罕的反諷言語更多體現的是對知識分子灰色生存境遇的包容與同情。

      言語反諷之所以能備受創作主體的青睞。 一方面是因為言語反諷能以其價值立場的鮮明性與直接性,實現對知識分子歷史與現實的有效祛魅; 另一方面,作者通過各種調侃詼諧的反諷言語,呈現出普泛化的社會反諷情緒。 但言語反諷也容易讓創作主體迷失在語言層的“狂歡化”敘述中,這既容易阻拒對人物內在深層的審視,也有滑向言語“炫技”的可能。 尤其是“當作者失去節制喋喋不休時,表面的‘虛偽’就侵入精神的肌理,成為表里如一的虛偽。 ”⑤因而,對言語反諷的運用也要適可而止。

      (二)情境反諷:小說的結構原則

      如果說言語反諷強調的是語詞、句子或段落之間能指與所指的悖異,突出的是局部性,那么,情境反諷則是通過不同場景或情節的對照,顯露出荒誕或悖謬性的結局,凸顯的是人物命運、事件結局與愿望期待相悖的荒誕效果,顯示出文本整體的謀篇布局與小說的結構原則。

      李洱小說的反諷情境則顯得隱匿而難以讓人察覺,只有在深諳反諷要義時才能了然其潛藏在深層的反諷意蘊。 他通過一個個情境的營造完成他對人物建構與解構過程。 在《應物兄》中,喬木先生作為應物兄的恩師,在文本之初,給人的印象是德高望重。 然而他對應物兄婚姻的安排、程濟世的學術偏見、儒學院人事安排的干預,以及缺少對前妻的思念等各種情境,逐步呈現出喬木道貌岸然的形象。 程濟世的真實人格也是在諸多細小的敘事情境比照中得以呈現。 為此,有論者認為作者對這些人物的塑造患有“道德瑕疵癥”,這顯然是對李洱反諷修辭策略的誤讀。

      史生榮的小說主要通過人物在不同情境中的反諷觀照,呈現出權力對大學知識分子造成的人格異化。 《所謂大學》中的馬長有與杜小春,他們原本是一對專注科研、安于清貧的年輕夫婦。 當杜小春因為現實功利的需要走向權力時,她的婚姻也開始危機重重。 最具反諷意味的是馬長有作為權力的受害者,竟抵御不住權力的誘惑,最后還是借助權力走向了“成功”,而他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格也遭受扭曲異化。 另外,馬長有的“平反”,不是因為事情本身的“冤屈”,而是因為學校書記與校長權力制衡的需要。 史生榮通過極為客觀平實的敘述姿態,將人物置放在前后不同的敘事情境中,形成對比性觀照,從而顯現出人性的蛻變過程。

      “反諷的發展史也就是喜劇覺悟和悲劇覺悟的發展史”⑥,反諷情境雖然經常以喜劇的面貌示人,但真正的反諷情境應該將讀者從情境外在的喜劇色彩引入情境深層的悲劇性反思當中,讓讀者在這雙層悖逆中體悟到反諷意蘊,這才是情境反諷所應具有的美學效果。 一旦反諷情境缺少反思的內在肌理,反諷的喜劇情境就容易變為鬧劇情境。

      三 大學敘事與反諷的倫理傾向

      誠如聶珍釗所言:“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倫理觀念和道德生活的獨特表達形式,文學在本質上是倫理的藝術。 ”⑦不管是在現實世界還是在虛構世界中,敘述主體在表述過程中都會流露出其特定的情感態度與倫理傾向。 這種傾向性如果處理不當,又會給人以道德說教的意味。 反諷能比直接陳述表達出更為豐富的意蘊,因此它能規避那種簡單化的道德說教性。

      (一)道德化判斷的懸置

      中國文學傳統向來講究“文以載道”,主張文章通過善惡分明的倫理意蘊,達到文學教化的功能。 人物的外貌、性格描寫或環境氛圍往往都氤氳著作者鮮明的道德意識。 馬瑞芳的《藍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大學敘事的創作特點。 這些作品以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刻畫出的正面人物都洋溢著昂揚向上的理想主義人格力量。 在其《藍眼睛黑眼睛》中,開篇即通過魯省三父親“黎明即起,灑掃門庭”的教誨與“一葉尚知秋,況滿目蕭瑟矣,人生亦如秋,功業安在哉”的感慨,奠定了小說對魯省三人物塑造的倫理指向。 《天眼》中的章鶴年“個兒比較高,身材不胖不瘦,鼻直口方,紅光滿面,眼睛炯炯有神”,寥寥數語,便流露出敘述者的情感態度。 然而,中國文學傳統不僅講究“顯”,更講究“隱”,主張“寫景不宜隱,隱易流于晦; 寫情不宜顯,顯易流于淺”⑧,如果僅僅以外在的描寫就呈現出人物的人格精神與作者的倫理指向,往往是對人性復雜性的有意遮蔽,人物也因缺少內在變動而呈現出扁平化、理念化的特點。 讀者對這種二元對立的道德化思維,也只能作出機械化的道德反應,形成一種概念化的審美判斷,從而阻拒了讀者對文本的多義性與深層性思考。 因此,克爾凱郭爾才總結道:“愿被理解但不愿被直截了當地理解”⑨。

      李建軍認為反諷是“一種暗含嘲諷、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質的委婉幽隱的修辭策略。 ”⑩也就是說,反諷的價值指向從總體上來說是一種表達否定的修辭,但這種否定又是蘊藏在一種對立的平衡中,這就讓否定的價值指向因被懸置而顯得曖昧不明,這樣才能超越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而表現出世界的復雜性。

      1990年以來的大學敘事,正是像李洱、格非、葛紅兵這樣深得反諷真諦的作家,才能把握住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期充滿矛盾的復雜心態‍‌‍‍‌‍‌‍‍‍‌‍‍‌‍‍‍‌‍‍‌‍‍‍‌‍‍‍‍‌‍‌‍‌‍‌‍‍‌‍‍‍‍‍‍‍‍‍‌‍‍‌‍‍‌‍‌‍‌‍。 葛紅兵的《沙床》以“自敘傳”的限知敘述視角,對大學知識分子的病態人格進行了嚴峻審視。 諸葛教授對待性的隨意,確實有違社會倫理,但僅此就將小說歸為“狹邪小說”,則顯然是對該小說的誤讀。 如果我們深入文本,就能體悟到諸葛教授荒謬的生活背后,其實是潛藏著一種陷入精神困境的深層焦慮,彌漫其中的是一種漫無邊界的漂泊感、孤獨感與虛無感。 他對大學知識分子既不作道德高位的審視,也不以消費主義為導向而夸大其欲望,而是執著于從人的現實境遇中透觀人性命運的悖論。 因此他在文本中才能規避單向度的倫理指向,呈現出知識分子那種迷茫而不絕望的精神特征。 葛紅兵在貌似頹廢的生命敘寫中,其實蘊含著他對生活、命運、生命的深沉哲思。 也正是在這種哲思中,他找到了某種敘事的平衡,既不使我們因看不到一點希望而過于悲觀,也不使我們流于膚淺而盲目地樂觀。 正是這種對立的平衡,葛紅兵才呈現出了知識分子在那個年代的時代情緒與人格特征。

      相比葛紅兵對知識分子復雜性的把握,老悟的“大學敘事”則顯示出極端化與道德化的審視思維。 他筆下的大學一片烏煙瘴氣,在《大學校長》中,各學院院長幾乎都已淪陷為權色欲望的奴隸,都是道德淪喪的無恥之徒,這顯然是對知識分子的極端丑化。 中國文學傳統講究“主文而譎諫”,也就是說在諷諫的同時也必須“止乎禮義”。 老悟的大學敘事無疑疏離了敘事的“禮義”,流露出一種極端化的泄恨情緒。 他“把大學當成群魔亂舞的世界,將大學知識分子視為一群面目可憎的小丑; 而且筆觸僅僅停留在大學亂象的表面,肆無忌憚地放大種種亂象……讀者能感受到敘述主體不可思議的幸災樂禍的心態,以及這種心態深處幽暗與隱秘的怨恨情緒。 ”11老悟這種以身居道德高位的敘述姿態調侃大學知識分子,缺少對知識分子嚴肅的內在審視,流露出的是一種簡單的道德判斷,其諷刺性敘事的背后,是創作主體對筆下人物的傲慢與不恭,這無疑是一種淺薄的敘事姿態。

      反諷之所以能從整體上把握世界矛盾的本相,關鍵就在于通過對立的內在結構建構起對話性的敘事空間,表達出多維度的可能性,從而規避了單向度的道德訴求。 同時,對立雙方在本質上不是一方反對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壓制另一方,而是雙方“站在高一層去看,相反的往往適以相成,造成人生世相的偉大莊嚴”12,從而讓反諷達到更高層次上的統一性認識,這正是反諷修辭的意義所在。

      (二)反思性的批判

      如果說生活的本質就是反諷,那么反諷的本質則可以歸結為反思。 因為反思規避趨同而導向懷疑。 布斯曾指責反諷的“言不由衷”會模糊價值指向上的明晰,這是因為他只強調反諷的“曖昧”而忽視了反諷潛在的倫理傾向。 反諷的價值指向從根本上講就是一種否定,但是這種否定又不是簡單的否定,因為“它是絕對的,因為它借助于一種更高的事物進行否定”。 13

      格非《欲望的旗幟》,因對知識分子精神危機根源的深刻反思而顯出截然不同的文學意義。 作為哲學教授的賈蘭坡,在紡織女工的誘惑下竟然潰不成軍,他一生所堅守的哲學信條與理性不能給予他任何抵御世俗欲望的力量,最終從自我沉淪走向了自我絕望。 賈蘭坡的弟子子衿博士也同樣如此,他一方面沉溺在虛構的藝術世界中,尋找真實與理性; 另一方面又深陷在不可遏制的情欲中,這種對情欲的自我放逐使他迷失在藝術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失序錯亂中,最終走向了徹底的瘋癲,從而構成了對自身的絕妙反諷。 然而,作者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并沒有就此終結,而是以對話的詩學建構開啟了反思的天窗。 賈蘭坡的絕望與子衿博士的瘋癲,無疑是其自我身份的認同危機所致。 但危機的最終根源卻指向了統一性價值體系瓦解后的精神信仰危機:“沒有對于永恒的確信,道德亦將不復存在”。 作者避開了慣常的、倫理化的批判視角,以理性的筆觸,穿透欲望的表象,直達欲望的潛層去審視知識分子精神危機的內在根源,這種批判因其反思性顯得與眾不同而格外深刻。

      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意義不僅在于創造,還在于批判。 以反諷著稱的李洱,一直堅持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 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關鍵在于其公共性,應站在客觀獨立的立場向“公眾事務”發聲。 所以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不僅是一種建構的立場,更是一種批判的立場。 在他的知識分子小說中,他始終以質疑與批判的敘事姿態致力于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及其精神探詢。 《應物兄》的文學意義,不是因為塑造了眾多打著復興儒學的旗號去謀取名利的知識分子形象,也不是因其名實相悖就作出道德審視從而給予否定性的批判,而是以反思的姿態追問知識分子精神迷失的人性因素與時代因素。 李洱一方面深刻細膩地呈現出他們荒誕的行徑,另一方面又突出他們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不學無術的黃興,由于對金錢具有強大的支配能力,而被程濟世厚譽為“子貢”。 這無疑表征出,在一個物化時代,對知識分子成功的界定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格修養及其學識涵養,而是財富。 一旦以金錢來衡量知識分子的成功,那么知識分子的責任使命與人格精神必將迷失在其物化的欲望中。 這就從根源上決定了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

      反諷所蘊含二律悖反的敘事指向為反思性批判提供了一種開放性的敘述結構,表現在敘事中就是對事物既不作簡單的贊美,也不作簡單的否定,而是以一種對話的姿態探尋“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的辯證性可能,表現出一種反思性的認知思維特征。 正因如此,反諷修辭才糾偏了以往極端化的知識分子書寫,揭示出了當下大學知識分子真實的生存境遇,顯示出1990年以來大學敘事的創作實績。

      結 語

      趙毅衡在論述坎普的反諷性時認為:“沒有坎普,就沒有后現代風格; 不懂坎普,面對當代文化產業之中就有阻隔,無論我們目的在創造,還是意在理解。 ”14同樣,沒有反諷,我們就無法表征出社會普泛化的反諷情緒。 不懂反諷,也就無法理解當前社會的復雜性。 反諷修辭策略的運用,“相比于大學敘事中那種板直峻急的單一視鏡,以及過分簡單化、過強道德評判的創作趨向,無疑是一種糾偏。 ”15反諷正是以其豐富的意蘊而成為1990年以來大學敘事中重要的修辭策略。 然而,反諷也是一把雙刃劍。 “因為詩最忌輕薄,而諧則最易流于輕薄”16,當反諷通過詼諧調侃的敘述姿態完成對價值的批判與解構,反諷修辭也最容易滑向“油滑”淺薄的一端,從而表現出一種“玩世不恭”的敘事傾向,甚至由于失去內在的價值支撐,還會助長“虛無主義”精神氣候的形成。 這些都是反諷修辭所應力避的一些問題。

      注釋:

     、仝w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46頁。

     、诶疃骸秵柎痄洝,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頁‍‌‍‍‌‍‌‍‍‍‌‍‍‌‍‍‍‌‍‍‌‍‍‍‌‍‍‍‍‌‍‌‍‌‍‌‍‍‌‍‍‍‍‍‍‍‍‍‌‍‍‌‍‍‌‍‌‍‌‍。

     、弁跛罚骸稛o知者無畏》,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

     、躘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頁。

     、蔹S發有:《90年代小說的反諷修辭》,《文藝評論》2000年第6期。

     、轠英]D· C·米克:《論反諷》,周發祥譯,昆侖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呗櫿溽摚骸段膶W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外國文學研究》2010年第1期。

     、 12 16朱光潛:《談文學》(增訂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頁,第35頁,第33頁。

     、 13[丹麥]克爾凱郭爾:《論反諷的概念》,湯晨溪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頁,第225頁。

     、饫罱ㄜ姡骸墩撔≌f中的反諷修辭》,《小說評論》2001年第4期。

      11顏敏:《從“裸體問題”到“風雅頌”——90年代以來的“大學敘事”:十部長篇小說讀記》,《文藝爭鳴》2010年第12期。

      14趙毅衡:《論坎普:艷俗的反諷性再生》,《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15馬建珠、謝紅:《認同與批判:阿袁“大學敘事”小說中的反諷敘事策略》,《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作者:馬建珠 顏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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