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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論文

    試論清代對土司的世爵授予

    時間:2020年03月05日 所屬分類:科學技術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土司制度的本質是中央政府對邊疆民族地區的一種管理方式,其目的是鞏固國家的統一。清政府在保留土司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豐富與完善土司制度的內容,力圖將土司的管理納入正常流官的管理體系之中,以期實現土司轄區的內地化。給有功土司授予世爵就是清

      摘要:土司制度的本質是中央政府對邊疆民族地區的一種管理方式,其目的是鞏固國家的統一。清政府在保留土司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豐富與完善土司制度的內容,力圖將土司的管理納入正常流官的管理體系之中,以期實現土司轄區的“內地化”。給有功土司授予世爵就是清政府籠絡與管理土司的一種手段。乾隆年間,戰事頗多,土司與土兵的撫恤待遇不斷提高。乾隆五十八年后,給陣亡土司授予世爵成為定例,以此激勵土司為朝廷繼續作戰賣命。此舉在籠絡土司的同時,也進一步將土司管理納入流官管理體系之中,鞏固了國家政權的統一。

      關鍵詞:土司世爵

    清代土司

      清代方向論文范文:剖析清代司法體制產生弊端的緣由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幾千年來士人晉升的途徑,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成為包括清代在內的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如《紅樓夢》中的賈雨村,早年寄居于葫蘆廟內,以賣文寫字為生,幸得甄士隱相助,進京參加考試,一年便中進士,成了知府。不久雖被革職,但后又官復原職。明清時期科舉重進士科,考試內容圍繞四書五經朱子注等儒家經典,以選拔法律人才為宗旨的明法科早已被廢除。

      明清鼎革之際,清政府從穩定大局的目的出發,對于歸順之土司“仍予世襲,制因前代”①,為土司制度的延續提供了機會。但是清政府在政局穩定之后一直沒有放棄對國家統一的追求,通過制定土司承襲制度、貢賦制度、獎懲制度等不斷對土司制度進行豐富和補充,實現對土司的籠絡與管理,以“為我所用”,力圖達成中央對土司轄區的垂宜統治。而向土司授予世爵正是清政府籠絡土司的一種手段。清朝授爵的原因或者說是臣民獲得爵位的途徑有五:“一是'酬庸',即酬勞功臣;二'獎忠',獎勵陣亡官弁;三'推恩',優遇外戚;四'加革',對孔孟等先圣先賢后裔,給予特別恩典;五曰'備格',給前朝功臣嫡系子孫以封爵。”

     、偎谑谰舻某幸u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降等承襲,也是最常見的承襲方式。第二種被稱為“世襲罔替”,即子孫按所得爵位世代承襲,屬于朝廷特典。在世襲罔替的世爵中,還有特殊情況,一是受皇帝特典,二是因陣亡所授世爵,在子孫降等承襲完云騎尉后,改授其子孫恩騎尉,并世襲罔替。清代的世爵制度一直在完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后才最終確定了九級二十七等的世爵制度,自上而下分為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尉、云騎尉、恩騎尉,其中云騎尉為世爵制度的基本單位。土司本不在清朝世爵的授予范圍內,出于對土司“向化”的鼓勵或是激勵土司出征作戰才向某些土司授予世爵,并以此加強對土司的控制與管理。-清朝給土司授世爵的初步探索雍正年間,清政府實行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

      在改流初期,鄂爾泰認為土司“有應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②。但是由于土司轄區與內地交流的頻繁和土司制度本身的弊端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土民希望通過改土歸流脫離土司的統治。有些土司看在大勢已去,則主動向清政府自請改流。清政府自然不會放過這樣可以加強西南邊疆統治的機會,并為自請改流的土司給予特例獎勵。湖廣永順宣慰司彭言肇槐就是這種特例獎勵的第一個受益者。彭氏是清初投誠歸順的土司,順治四年(1647),宣慰司彭泓渝率眾于清軍前獻圖冊歸附,十四年,加彭泓満太保銜,頒給順字號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印一顆,并賜正一品服,此后傳至彭肇槐。雍正五年(1727),“保靖土司骨肉相殘,桑植土司暴虐不仁,皆奉旨改土歸流”③,鎮簞總兵楊凱由桑植率兵往保靖鎮壓保靖司彭御彬,路過永順司。

      彭肇槐念及周邊土司改流之現狀,也認識到土民與自身統治的矛盾,遂向楊凱表達了自請改流的意愿,并率其子彭景煌投誠。十二月十八日湖廣總督邁柱奏:“今據桑植副將楊凱詳,'據永順宣慰使彭肇槐呈請自愿改土為流,繪具輿圖并冊開土民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一戶、男婦九萬九千三百七十名口,并稱祖籍江西,愿入江西原籍。請量授武職,仰報國恩'等情前來。”①作為第一個自請改流的從三品土司,彭肇槐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視。雍正帝認為彭肇槐“既具向化之心”,應當“特沛殊恩,以示優眷”,特頒諭旨:“彭肇槐著授為參將,即于新設流官地方補用,并賜以拖沙喇哈番(云騎尉)之職,世襲罔替,再賞銀一萬兩,聽其在江西祖籍立產安插,俾其子孫永遠得所。”②

      永順宣慰司本是鄂爾泰所言“可改可不改”的土司,但是原有的土司統治已不能匹配當地社會發展的速度,土民紛紛請求改土歸流,一心向化。對于雍正帝或是清政府而言,土司與土民自請改流有利于對西南地區的統治,遂同意永順改流,并給出了格外優惠的獎勵,第一次將世爵授予土司。對此,《永順縣志》有言:“皆彭肇槐獻土之功也。宜其榮膺顯秩,爵及苗裔。”③此時的“爵及苗裔”還只是改土歸流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是雍正帝為了更好地籠絡土司,加強對土司的控制,所作出的將土司管理模式向流官管理模式靠攏的一種嘗試行為。

      二清朝給土司授予世爵制度的確立“土司雖與流官有區別,但畢竟也是由政府正式頒發印信、號紙的朝廷’命官',因此,必須對封建王朝承擔交貢、納賦和土兵征調的義務。”④且“惟土兵善于攀緣奔走,履高山如平地,視絕壁如坦途,比之苗人更為矯捷”⑤,所以西南邊疆若有戰事,朝廷多檄土司率土兵出征。凡有戰事,必有所傷亡,戰后對土司將士的撫恤亦不可少。清初,對因戰傷亡土司之撫恤,多以恤銀或是加銜準襲一世的方式體現。隨著對土司征調的增多,土司及其土兵在戰爭中能起到的作用不斷加大,朝廷對土司的撫恤也在不斷提高,直至對陣亡土司授予世爵。此時清朝對土司的世爵授予成了土司撫恤制度中的一項內容,是對原有撫恤制度的強化與完善,對籠絡土司作戰效力具有重要的激勵作用。

      清朝對土司的撫恤制度形成較晚,最早相關的撫恤政策也只是針對土兵而非土司,康熙十七年(1678)題準:“土兵助戰陣亡者,照步兵例減半給賞;陣前受傷者,照各等第減半給賞。”①此后直到乾隆年間,才有針對土司的撫恤條例出臺。乾隆年間,各土司聽調從征,在作戰中出力頗多。乾隆帝對各土司的表現十分滿意,認為各土司“與官兵一體出力,自宜優加渥澤,以示鼓勵”,以往土司與其他將士同在軍伍效力,但有傷亡卻不得恩恤,“其情殊為可憫”。故諭下兵部,命對陣亡受傷土司制定相應的撫恤政策。

      乾隆三十七年,兵部議定:“土司、土職陣亡傷亡者,三品土官賞銀二百五十兩,四品土官賞銀二百兩,五品土官賞銀一百五十兩,六品土官賞銀一百兩,七品、八品土官賞銀五十兩,俱加銜一等,令伊子承襲一次,仍以本身應得土職照舊管事,俟再承襲時,將所加之銜注銷?浙曧敶,照八品土官例賞赍,毋庸給與加銜。”②這是清朝對從征陣亡受傷土司的第一條撫恤政策,之后對政策又有不同程度的豐富與完善。乾隆三十九年,按土司土兵“打仗受傷”的嚴重程度分為五等,按等次賞銀有差。一等傷者賞銀十五兩,以下每等遞減二兩五錢給銀,至五等傷者賞銀五兩。

      同年,又對土司出征病故者給出政策。凡出征病故土司,按品級不同分為三等,賞銀有差,“三品、四品土官賞銀二十五兩,五品、六品土官賞銀二十兩,七品、八品土官賞銀十五兩”③。并同時擴大了賞恤內容,對于“打仗奮勉,屢著勞績,立功后病故”的土司,經主管將軍報到兵部,可按例加銜、加級,并準其子承襲土司時兼襲一世。這兩次土司撫恤政策的調整都恰好在特殊的時間點中。三十七年,清軍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蕩平了小金川,正要劍指大金川。此時提出對陣亡土司的撫恤,一是認同了土司在小金川之役中所作出的貢獻。

      大小金川土地面積雖小,卻地形復雜,十分難攻,旗軍、漢軍、綠營軍在此處的戰斗力都會大打折扣,乾隆針對金川之役中的綠營兵甚至有“無能之綠營兵眾”①的評價,唯有土兵因熟悉在該種地形上的作戰方式會發揮出巨大作用;二是為了籠絡土司在接下來的大金川之役中繼續奮勇作戰。通過給陣亡傷亡土司以優恤,減少土司的參戰損失,對已在軍伍中的土司而言是一種必要的激勵。三十九年,大金川也大局已定,此時增加了對受傷土司的撫恤,應是兵部意識到了戰斗激烈程度的下降,考慮到當時的作戰情況與需要,對土司撫恤政策進行了針對性的補充與完善。乾隆四十九年,又對受傷陣亡之土司做出了更人性化的規定。按照受傷程度劃分三等,一等傷給半年期限,以下每等減一個月,至三等傷給四個月期限。

      因打仗受傷,并在相應期限內因傷亡故的土司,亦可按照陣亡例議恤。在相應期限外因傷亡故者,再給期限,依然按等從六個月依次減一個月,由所屬上司上報兵部議恤。②撫恤待遇的提高,說明清政府關注了土司在戰爭中的表現,肯定了土司參戰的作用。但此時清政府對于土司的撫恤還是只在給予銀兩或是加以官銜的層面,直到乾隆五十四年,廣西田州知州岑宜棟在軍中陣亡,因軍功被授予云騎尉世職,清政府才在對土司的撫恤政策中做出了新的嘗試。岑宜棟,乾隆十二年襲任田州知州。乾隆三十八年,上林陸李能聚眾稱王起義,岑宜棟擒捕其魁黨,以軍功獲賜四品頂戴。乾隆五十三年,岑宜棟奉調征安南,帶領土兵出平孟口,由木馬、高平至富良江與大部隊會合,屢與賊遇,屢戰屢勝。五十四年正月,岑宜棟在黎城與敵作戰,陣亡于此役。③戰后上報到朝廷,吏部議準:“土田州知州岑宜棟深明大義,臨陣捐軀,奉旨交部從優議恤。

      照綠營陣亡官員四品以下未入流以上例,議給云騎尉,俟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④此時清政府給岑宜棟所授的世爵尚屬特別獎勵,還未成為定例,卻也為其后土司依靠軍功獲得世爵打下了基礎。土司獲授世爵的制度創立于乾隆五十八年,此時第二次廓爾喀戰役剛剛結束。“此次戰役共調集的兵員來源及數量為:索倫兵一千人,四川屯土兵八千余人、西藏官兵(綠營兵)五六百人,其他的兵員如族番兵丁、漢蒙兵丁等共計四千余名,總之此戰役共調用了大約一萬三千余人。”①可見整場戰役中,征調土兵的數量占比幾近2/3。

      廓爾喀之役后,乾隆帝念土兵“甚為勞苦”,將征廓爾喀土兵之撫恤待遇提升到與綠營兵同等水平。又認為土兵在戰場上拼命效力,不應“分別厚薄”,遂將之后從征土兵的撫恤待遇定為與綠營兵相同。后乾隆帝又諭下兵部:“向來綠營陣亡官弁,俱給與世職,俟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原以軫恤勛勞,特加優典。至屯土官弁,遇有征調,無不踴躍爭先,著有勞績,而臨陣捐軀者,向止給與賞恤銀兩,分別加銜,并未一體議給世職。該屯土員弁,與綠營同一效命疆場,而恤典各殊,究未免稍覺向隅。嗣后屯土官弁設遇調發,有隨征陣亡者,均著照綠營之例,按照實任職分給與世職襲次,俟襲次完時,再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如此逾格加恩,永為定例。

      該屯土官弁等,益當倍加感激,盡力戎行,以副朕一視同仁獎勵忠寒之至意。”②后兵部議定:“陣亡屯土員弁,均照綠營副將以下,經制外委以上之例給與云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一體辦給敕書。”③從此,給陣亡有功之土司授予世爵以為獎勵,成為定制。三清朝土司世爵制度的施行第二次廓爾喀之役之后,西南邊疆維持了幾年短暫的安定。嘉慶元年(1796),云南威遠地區爆發武裝沖突,各土司又一次被檄調平亂。云南猛戛土把總刀文龍與云南猛班土把總周靖于此次戰役中陣亡,清政府依例賞予云騎尉世職。

      二人后代在繼承世爵之后,亦能以之為榮,立下許多戰功。清廷以世爵籠絡土司作戰的目的也得以實現。云南猛戛土把總刀文龍乾隆十三年,刀成秀充補鄉長,二十八年從征木梳莽匪有功,得授土把總職銜。成秀死,其子刀文龍襲。嘉慶元年(1796),保人滋事,刀文龍帶土練從官兵征剿,于威遠陣亡,戰事平定后,奉旨賞給世襲云騎尉土把總。刀文龍之子刀世爵于嘉慶六年承襲父職,兼云騎尉世職。嘉慶十七年,張輔國叛亂,刀世爵帶土練從征,以功賞四品藍翎。①云南猛班土把總周靖乾隆三十年,周靖從征緬甸有功,得授土把總職銜。

      嘉慶元年,威遠傑人作亂,周靖奉調從征。嘉慶二年,周靖在土地塘與敵對戰,敵眾己寡,墜馬陣亡。周靖之子周朝經又奉調前往征剿,因悲憤其父受敵所害,作戰奮勇,擒斬敵眾有功。奉旨:“土把總周靖照七品土官例賞恤,給予云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即令周朝經兼襲云騎尉。”②嘉慶十七年,張輔國違法叛亂,周朝經奉調前往征剿。事平之后,奉旨賞給四品頂戴,并賞藍翎。嘉慶十八年,奉調從征騰越,事平后,奉旨賞給白銀八十兩,袍褂一套。道光四年(1824),周朝經亡故,其子周敏承襲把總兼襲云騎尉。后遞傳至周丕武,因從征積勞成疾,后由其子周殯襲替。光緒十三年(1887),周琪從征鎮邊等處夷人有功,賞戴藍翎,以守備職盡先補用,兼襲本職。③

      嘉慶七年,嘉慶帝頒布上諭:“國初各省用兵所有攫城抗節捐軀諸臣子孫,賞給恩騎尉。”④這一恩典雖然是針對全國捐軀諸臣的子孫,但土司也在此次恩惠范圍之內。此時清朝境內的土司割據勢力已然無存,為陣亡土司的后代“追補”軍功,授予世爵,顯然有利于加強對殘留土司的控制,利于對這些土司及其轄區的統一管理,一定意義上也促進了這些土司進一步向中央靠攏,繼續對邊疆的統治進行鞏固。舉二例以論之。貴州夭壩長官司長官夭榮祖夭氏,其先祖夭阿路,廣西慶遠府人,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征南有功,元廷遂以其地授世襲夭壩長官司。后遞傳至夭應祿,于康熙十二年承襲,仍令其管理都勻等處一帶地方。后因為東苗肆橫,奉調隨官兵前往征剿,被敵圍困,誓死不屈。

      其后夭世美、夭建新、夭承祖等皆著有軍功。嘉慶七年,補蔭夭承祖之弟夭榮祖承襲恩騎尉世職。后遞傳至夭象賢,咸豐五年(1855)苗教叛亂,奉同知馬某命令,選派土兵與衛千總一起防堵。不久,因苗亂猖獗,奉調來城率土兵登陣固守,之后陷于巷戰陣亡,沒有子嗣。①云南阿興土千戶安清康熙三十四年,安永長因勸導苗人向化歸附有功,得授土千戶印信,駐防檜溪。雍正六年,米貼祿氏吞都德昌叛亂,安永長被檄調前往堵截,將德昌等擒獲。雍正八年,德昌土舍木谷四哥等跟隨烏蒙一起叛亂,因前怨殺安永長。其子安天柱承襲。安天柱亡故,其子安慶朝襲。安慶朝亡故,其子安清襲。乾隆二十七年,頒給安清滿漢文土千戶印信一顆。嘉慶七年,補蔭安清恩騎尉世職。安清后遞傳至安少陽,以軍功得賞四品花翎。

     、谪矘s祖與安清本無軍功在身,皆因先輩為清政府捐軀陣亡,才得以補蔭恩騎尉。夭榮祖與安清的情況還略有不同,夭氏傳承已久,且子孫眾多,本應是夭榮祖的兄長夭承祖蔭補恩騎尉,可是夭承祖自己著有軍功,另有官職,所以才在詳明情況后令夭榮祖承襲世爵。此處可知,嘉慶帝令陣亡官員子孫補蔭恩騎尉,雖然是對其先輩功績的認可,但是最終的目的還是進一步籠絡這些“功臣之后”。嘉慶七年,白蓮教叛亂基本平定,嘉慶帝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叛亂,也為了對白蓮教殘余勢力進一步的追剿,需要控制更多的武裝力量,補蔭就是一項很有效的手段。嘉慶帝對土司子弟補蔭恩騎尉,可以將更多的小土司控制于手,夭承祖有軍功在身,則其本身就在清政府的職官管理體系之內,恩騎尉補予其弟夭榮祖,則夭榮祖的身份也就從原本不被直接控制的土司轉化為了清政府職官體系下的土司。嘉慶帝此舉,即可掌握更多的軍事力量,又加強了對殘余土司的控制,鞏固了對邊疆的統治。

      結語

      土司制度建立之后,歷代不斷對其調整完善,但其宗旨一直是為了加強對土司的控制與管理,并爭取逐漸向流官的管理方式靠攏。按照綠營陣亡官弁的撫恤標準,給因戰陣亡之土司授予世爵,一是因為土司與土兵在戰爭中所體現的價值越來越大;二是清政府需要用這樣的一種方式爭取土司,使其盡可能向朝廷靠攏,三則是激勵土司子孫繼續為國效死?梢娖浔旧碇皇且环N有限度的施恩而已,但是不可否認其取得的效果是顯著的。而土司自身,因優恤政策的不斷完善,也更加愿意向朝廷靠攏,以為朝廷出力為晉升之階。嘉慶二十年,云南騰越州邊界曾有戰事。“帶領土練打仗出力之土把總云騎尉加四品銜周朝經、刀世爵,著各賞銀八十兩,緞袍褂一副,由該督撫給領。”①可見土司在獲授世爵之后,依然在戰場謀功,成為清廷在邊疆的重要武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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