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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論文

    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的智能治理:邏輯與路徑

    時間:2021年09月18日 所屬分類:科學技術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智能時代背景下探究如何重構性健全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機制,對于促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智能治理建基于網格化管理向數字治理嬗進,人工智能與網絡輿情治理理念、治理方式與手段、治理

      摘要:智能時代背景下探究如何重構性健全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機制,對于促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智能治理建基于網格化管理向數字治理嬗進,人工智能與網絡輿情治理理念、治理方式與手段、治理體制機制耦合而內生的網絡空間治理現代化轉型升級。在反思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碎片化治理困境的基礎上,前瞻網絡空間治理共同體的未來圖景,依循整體主義、協作主義、技術主義的三維邏輯,為基于信息采集、監測預警、協同研判、引導化解一體化的智能治理提供對策建議。

      關鍵詞: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人工智能;智能治理

    人工智能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互聯網新技術的蓬勃發展,信息傳播已從探索應用的“互聯網+”時代邁入融合應用的智能時代。這為網絡輿情治理帶來了機遇與挑戰。相較一般的社會網絡輿情,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更容易受到民族情感、文化傳統、宗教習俗、外部干涉勢力、極端分裂主義的影響。新媒體賦權引發的輿論話語擴張化,主體趨于去中心化、社群化和低齡化,“主流”“網絡”“境外”三個輿論場交鋒的融合化以及輿論共同體單極聚化等,都增加了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的難度。鑒于此,以人工智能助力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機制創新,把網絡空間建成促進民族團結進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平臺,是新時代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的實然要求和應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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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檢視

      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形成的過程,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下由涉民族因素公共問題或議題引起的群體極化,也是各種社會思潮在虛擬網絡場域中的集中反映,并共同作用于輿情發生、傳播乃至刺激社會沖突升級。網絡一旦被蓄意挑撥民族關系、破壞民族團結的犯罪分子和搞民族分裂、暴恐活動的犯罪分子利用,就會為分裂破壞活動推波助瀾。例如,在以“茉莉花革命”為起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現代移動通信技術和互聯網社交媒體起到了推手作用。“7·5”事件的發生,就是以廣東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為導火索,經過網上的煽動挑撥,在數千里之外的烏魯木齊釀成大禍[1]。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對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專業化、智能化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網絡是把雙刃劍,要趨利弊害,善加利用;要加強研究、應用,堅持疏堵結合,亮出底線,畫出紅線,嚴厲打擊利用網絡造謠生事、挑動民族情緒的行為,鼓勵有利于密切民族感情,增進各民族了解的做法,把網絡建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網。這些重要論述為信息化背景下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創新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各地各部門努力探索建立現代網絡綜合治理體系,輿情應急管理能力不斷提升,然而,許多功能性較強的數字技術尚未普及和應用,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的理念、方式及運行體制機制仍顯滯后,其具體表現為治理的碎片化問題。

      一是“小數據”難以轉化為“大數據”。對待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一些工作人員常以內容敏感為由,固持傳統人治觀,采取封鎖信息、私下安撫等做法,“能捂住的堅決不公布,能堵住的堅決不紓解”[2]。在更加快速的互聯網絡、無處不在的接入端口、離線也是新的在線時代,這不可能從源頭切斷和阻遏輿情傳播,反而可能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二是“散數據”難以轉化為“全數據”。拘囿于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信息共享闕如。以六大邊疆民族地區為例,其均設有地方網信辦,但應對網絡輿情還必須通過各地政府組成部門及其直屬管理單位共同完成,它們的級別不同,職能卻高度重合。比如在新疆,輿情數據分散在“網絡安全管理處”“互聯網管理處”“信息化推進處”“區信息中心”“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多個部門[3]。

      三是“死數據”難以轉化為“活數據”,F階段,由于數字技術在民族關系的熱點發現、情感分析、監測預警、規范調適等環節中應用程度不高,輿情響應系統遲緩,有的甚至處于“僵尸”狀態。與此同時,數據深度挖掘不夠,多元社會主體合作能力羸弱,信息自動提取、無縫鏈接、互動共享的機制缺乏,使政府在治理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的過程中深陷“內卷化”(Involution)泥沼。因此,加強輿情動態監管,深化民族團結教育,以正面宣傳為導向建立網絡突發事件中各民族交流對話機制,是構建和諧網絡民族關系的題中之義[4]。

      二、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智能治理的邏輯理路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當代社會現實與虛擬空間治理體系。人工智能時代的迫近,預示著包括人在內的萬事萬物將通過數據聯結成可以感知和反饋環境變化的“泛智能體”[5]。這種全新的交互方式與行為模式促使網絡輿情治理進入“流動現代性”情境下的全時全域化時代。

      隨著信息生產、傳播門檻的降低,網絡空間中的信息量激增,輿情形態走過了文字、圖片階段,朝著多媒體視聽化方向演進;ヂ摼W以其范圍廣、互動性強、更新頻率高等特點迅速成為群體性事件發酵的主場域,并呈現聚合化、實時化、跨地區、跨時空的趨勢。機器人、計算機視覺、深度學習等現代科技的應用以及VR、AR技術與智能終端相結合,為網絡輿情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可能。當前,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也因信息化表現出如下新特點:

      其一,裂解性。信息大爆炸時代,有關民族關系的輿論話語淹沒于海量娛樂化信息之中,這無疑加大了輿情監測的難度,若任其自由擴散傳播,這些議題將快速演變為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甚至可能引發“擴散式”的矛盾糾紛問題。其二,脫域性。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的參與者,從地域上來看,不再限于民族地區或少數民族聚居地方,而是向全國各地乃至境外延伸;從身份來看,不再限于少數民族群眾,也包括漢族及世界其他民族,輿情的影響范圍遠超出特定地域、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其三,隱蔽性。一些所謂網絡“大V”或“意見領袖”鉆法律空子,打“擦邊球”,如近年來出現的特定民族語言網站或APP,其交流、評論等功能專屬于該母語的民族,這既不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給不法分子提供了制造不良輿論的土壤。其四,不確定性。在后真相時代,網絡“逆維基效應”使公眾對信息的真偽難以辨別,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的誘導事件頻發,所牽涉面更廣且難以預見[6]。

      早在21世紀初,我國就建立了網絡媒體屬地化管理體制。網絡輿情管理主要由公安部門、工信部門、網管部門等通過行政途徑加以管控,通常將網絡空間作為與網民博弈的“競技場”,輔之以剛性約束和信息封鎖。這種條塊分割的體制難以覆蓋網絡輿情生成、演化和消亡的全生命周期,容易導致“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問題。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新媒體時代,輿情治理體制機制的兼容性差、不同層級和區域的部門權責不明晰、信息不對稱、“信息孤島”及信任危機等問題凸顯。正因如此,傳統碎片化的輿情治理模式已不適應民族工作“上網了”、網絡世界對民族關系影響不斷增大的新情況新特點。

      高度融合、全景關聯、深度挖掘、智能研判、科學決策的智能治理新模式呼之欲出。智能治理(Intelligentgovernance)即人工智能賦能數字治理后形成的具有更強魯棒性、自適應性和統攝性的治理技術及范式。從數字治理到智能治理,其實質是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與治理深度融合,推動公共行政向公共治理轉型的系統性變革。數字治理發軔于新公共管理式微和信息時代勃興之際,該理論主張應用數字技術來強化政府公共服務協同,以豐富公共部門管理系統的“工具箱”[7]。

      智能治理則遠不滿足于信息通信技術(ICT)與公共管理的簡單加和,而是綜合治理理論與智能技術,將復雜的社會治理問題放置于多維、動態的數據處理系統之中,對社會運行規律、公眾偏好變化、政府回應機制及治理績效評價等,進行實時化、數量化、可視化觀測,進而從容應對社會風險,提升社會治理的整體效能[8]。網絡輿情智能治理順應了人工智能發展 趨勢,點準了傳統輿情應對體制僵化、反應遲滯的“死穴”,展現出凝聚多元力量、整合多方資源、對接善治目標的新圖景。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智能治理的邏輯理路是將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有機融合,以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提升網絡治理能力為主線,推動人工智能與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相契合,構筑網絡空間治理共同體。

      從“三微一端”、新聞媒體網站、APP、實時評論論壇、電子郵件等當中采集民族關系輿情信息,對所獲信息進行熱點識別、話題檢測、語音處理、情感分析,形成民族關系輿情初始信息庫。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開展主題聚類、語義關聯、異常檢測、趨勢預測等分析處理,生成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智能預警調控方案。并在此基礎上,從整體主義、協作主義、技術主義三個維度共同發力,突破虛擬空間、體制機制、技術手段的束縛,整合各方資源,構建基于數據整合、信息共享、協作互動、平臺建設、安全保障五個要素互促聯動的網絡輿情動態監測、自動預警、精準研判、協同應對一體化智能治理系統。

      1997年,英國學者佩里·?怂(Perri6)在《整體政府》一書中最先闡釋政府系統內外部機構功能性整合的機理及作用。隨著對整體主義理解的深化,他提出將縱向層級、橫向部門通過功能性要素有機聯結而組構的整體性治理框架[9]。整體性治理以整合、協同和責任為理念,將“跨界合作”作為政府變革的方向與目標,有助于協同各層級、各部門治理主體,聚合資源要素,推動邊緣治理者參與治理。這對于破解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的分散化、碎裂化具有獨特理論優勢。整體性的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治理強調采用智能終端連接現實與虛擬空間,整合相關組織機構,促進“散數據”向“全數據”轉化,實現各部門各主體網絡輿情治理數據的互聯互通和協同聯動。

      三、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智能治理的實現路徑

      現代化的民族事務治理不僅體現為對新技術新手段的包容,也表現為對新治理理念與思維的創新性應用。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的善治是民生工程、社會工程,也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工程。涉民族因素的矛盾糾紛與網絡輿情的波動相互作用、密切關聯,運用智能化方式治理涉民族因素網絡輿情必將提升民族事務治理的整體效能。針對民族關系這一特殊場景,要以智能化技術的應用為抓手,以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思維去審視其治理過程,將分散在各個部門和主體的信息聚合為整全的信息,邁向人們設想的“可計算的法治系統”與“跨部門協同的公共管理”。

      參考文獻:

      [1]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學習輔導讀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58.

      [2]紅梅.城市民族關系與少數民族公民參與內在關聯的實證分析———以呼和浩特市為研究重點[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9,(3):15-21.

      [3]張麗君,黃明濤.邊疆民族地區網絡民族輿情治理探索———以“整體治理”理論為基礎[J].廣西民族研究,2019,(1):54-64.

      [4]洪偉.網絡民族輿情與網絡民族關系芻議[J].廣西民族研究,2017,(6):32-38.

      [5]劉大椿,智能革命與第四次科技革命[J].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10.

      [6]程仕波.論“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的特點及其引導對策[J].思想理論教育,2018,(9):77-81.

      作者:方堃,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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