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frames id="ll9r9"><address id="ll9r9"><nobr id="ll9r9"></nobr></address>
<noframes id="ll9r9">
<noframes id="ll9r9"><form id="ll9r9"></form>
    <em id="ll9r9"><form id="ll9r9"><th id="ll9r9"></th></form></em>
    容易發表/成功率高的期刊
    在線客服

    咨詢客服 咨詢客服

    咨詢郵箱:hz2326495849@163.com

    文學論文

    道德完整性、專業化與社會合作

    時間:2019年12月13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道德理論是關于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的理論,它的任務是去尋求使人在不同方面具有道德重要性的各種可能性,而這一任務面臨著專業化的挑戰。社會的專業化要求個體將自身的人力資源專門化到有限的領域中,結果就無法從事所有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并由此

      〔摘要〕道德理論是關于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的理論,它的任務是去尋求使人在不同方面具有道德重要性的各種可能性,而這一任務面臨著專業化的挑戰。社會的專業化要求個體將自身的人力資源專門化到有限的領域中,結果就無法從事所有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并由此獲得自身的道德完整性,F代社會試圖通過一個分工—協作體系來解決這一難題,但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分工體系變異為了分隔體系,結果把所有人都變成了道德上不完整的人。在社會專業化不斷加深的趨勢下,社會需要承擔個體的再專門化成本,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游弋在分工體系中時,社會就將變為一個合作體系。其中,每個人都完全基于道德判斷來做出專門化和再專門化的選擇,并通過這種選擇來實現其道德完整性。

      〔關鍵詞〕道德完整性,道德重要性,專業化,分工—協作

    道德

      在某種意義上,道德理論是關于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的理論,它的任務是去尋求使人具有道德完整性的各種可能性。在這里,所謂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可以被理解為具有道德重要性,并且不僅在某個方面,而且在多個不同的方面都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人。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區分道德理論的三重任務:其一,它必須為道德的人確立某種一般性標準,如將道德的人定義為“總是以道德理由來驅動自己的人”或“可以被道德理由說服的人”,從而為人去追求成為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提供內在的驅動力;其二,它必須確立行為之道德重要性的衡量尺度,讓人能夠通過去做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而成為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人,從而為人追求成為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提供外在的實現機制;其三,它必須探索使人能在盡可能多的不同方面具有道德重要性的可能性及其實現途徑,否則,如果所有人都只是在某個或某些有限的領域才具有道德重要性,而在更廣闊的生活空間中都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存在,那么他們就不僅不是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而且可能處于嚴重的依賴狀態之中。

      傳統上,道德理論主要關注前兩大任務,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在第三項任務上,道德理論面臨著一項重大的現實約束,這就是社會的專業化。專業化是社會進步的基本途徑,同時,專業化又要求人們將自身的人力資源投入到有限的事情上,由此就造成了一種緊張,使得社會的專業化程度越高,人們就越難以從事不同的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情,越難成為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在社會的專業化水平與人的道德存在之碎片化程度間的對立日益尖銳的今天,尋求消除這種緊張之可能性成了道德理論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專業化時代的道德難題

      如威廉斯所說,“倫理學理論總得從某個地方開始”[1],而提出“人是一種具有道德重要性的社會存在”這一假設就可以成為一種實踐性的道德理論自我建構的起點。這一假設兼具倫理理論與社會理論的成分。在倫理理論方面,它認為對人是否具有價值的衡量表現為他能否被認為具有重要性,而且個人價值的核心要素在于其道德層面而非其他層面上的重要性。在現代語境中,道德判斷需要以相應的理性能力為支撐,而在人們的理性能力客觀上存在差異的條件下,如何證明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重要性就成了平等主義道德理論面對的一大難題[2]。

      無論如何,這一假設強調了道德是衡量人之價值的基本維度,無論是要實現個人價值還是社會價值,本質上都是一項道德事業。在社會理論方面,這一假設強調了人之道德重要性的社會屬性,即個人只有通過參與社會交往才能證明和實踐其道德重要性,同時,社會也需要提供相應的途徑來讓個人得以證明和實踐其道德重要性。

      說人具有道德重要性意味著他應當在道德層面上得到嚴肅對待。對于個人來說,這意味著他應當去從事那些在道德上重要的事情,只有這樣,他才在道德層面上嚴肅地對待了自己;對于社會來說,這意味著它應當為人們的道德選擇創造條件,讓所有人都能從事在道德上重要的事情,只有這樣,它才在道德層面上嚴肅地對待了它的所有成員。威廉斯曾對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政治道德主義者”提出過一種著名的批評,認為他們總是試圖把政治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可能并不利于人們在政治層面解決實際分歧[3]。

      威廉斯的批評反映了當代道德理論的一個發展趨勢,即道德理論越來越多地承擔起了社會建構的功能,道德理論家也不再僅僅關注如何引導人們做出道德的行為,而更多地轉向了從人的道德屬性出發開展關于一個理想社會的制度設計。本文也采取了這樣一種路徑。

      從本文的假設出發,作為一種具有道德重要性的社會存在,人需要在社會中從事那些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情,而關于什么屬于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情則是一個道德判斷的問題,并且,這既是一種個體判斷,也是一種社會判斷。所有追求在道德層面嚴肅對待自己的個體都會做出什么是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的判斷,而作為社會多樣性的一種表現和結果,這種判斷必然是極其多元的,這意味著社會應當確保存在足夠多元的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供人們選擇。

      另一方面,不同個體所做出的道德判斷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某些沖突,一些人認為在道德上重要的事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可能并無任何道德重要性,甚至可能產生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后果。為此,要確保所有追求在道德層面嚴肅對待自己的人的確都是在致力于道德上重要的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也需要做出一種道德判斷,在理想狀態下,不同社會成員之間應當存在著如羅爾斯所說的廣泛的“重疊共識”[4]。

      換句話說,一個承認并致力于維護所有人之道德重要性的社會既需要有多元的道德判斷,也需要有主流的道德規范。如果說什么是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屬于道德判斷的話,實際從事何種事情則屬于人們的道德選擇。在一個具有合理多樣性的社會中,個體的道德判斷通常是多元的,他會認為許多事情在道德上都是重要的,因而可以從事某一種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并不意味著他就是一個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人,相反,如果他認為許多事情都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卻只能從事其中某一件事,就反而成了一個在道德上無足輕重的人,因為他的道德判斷并沒有得到嚴肅地對待。

      就此而言,道德判斷的多樣性潛在地提出了人的道德完整性問題,因為只有當個人被承認了他的道德完整性時,社會才真正認為他在道德上是重要的。反之,只承認個人的某些道德判斷而不承認他的另一些道德判斷,不讓個人擁有充分的道德選擇,意味著社會只是把個人當成了它的一種工具。

      另一方面,被承認了道德完整性的個人并不需要去從事他所認為在道德上重要的所有事情,在他自身的人力資源以及其他可調動資源都有限的條件下,一個被承認了道德完整性的個人可能———在現代條件下甚至應當———做出“專門化”的決策,而只要在做出這種決策時他擁有充分的選擇權,那么,“專門化”就無損于他的道德完整性,畢竟社會不能要求他將所有他認為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都付諸實踐,否則就等于把個人僅僅作為工具。

      可是,專門化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包括退出成本與再專門化成本兩大類型。對個人來說,一旦選擇專門化,就意味著他的人力資源從一種“輕資產”變成了一種“重資產”,而且專門化程度越高,這種資產就越重,他就越是難以改變專門化的選擇,因為這將使他付出高昂的退出成本。當然,如果他一開始做出的就是正確的選擇,而且從來沒有打算改變自己的選擇,那么對他而言,退出成本就等于零。但在現實中,這種情況可能并不多見,因為人類道德生活的一個基本特征就在于其內在的不確定性。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做出錯誤的道德判斷,或即使在特定條件下做出了正確的道德判斷,也可能隨著現實條件的變化而改變我們的道德判斷,進而也將需要改變我們的道德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因為高昂的退出成本而不得不維持原來的道德選擇,就等于被迫從事不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進而也就無法證明和實踐我們自己的道德重要性了。

      比較而言,退出成本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個人接受專門化失敗之損失的意愿影響,而在客觀上,每個人其實都有能力承擔這一成本,因為只有有可失去之物的人才有退出成本。就此而言,退出成本更多地是一個個人層面上的問題,合理控制這一成本是個人需要對自己承擔的責任,而且承擔這種責任本就是個人嚴肅對待自己的一種方式。

      反之,如果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個人就很容易做出輕率的道德選擇。將個人責任納入考慮是羅爾斯以來的平等主義道德理論區別于以往平等主義道德理論的一大特征[5]。同時,要求社會分擔個人的這一責任意味著允許社會干預個人的意愿,這反而是對個人道德重要性的破壞。另一方面,再專門化成本則與個人的再專門化意愿關系不大,而更多地受制于個人在以往的人力資源投資中積累下來的具有客觀構成要素的再專門化能力。

      這里的問題在于,所有的專門化都會給個人帶來某些能力,不同的是,某些類型的專門化可能帶來的是退出價值較低的能力,結果,選擇這種專門化的人就將擁有較弱的再專門化能力;另一些類型的專門化則會帶來退出價值較高的能力,結果,選擇這種專門化的人就將擁有較強的再專門化能力。比如,就學術研究而言,在今天的學術世界中,選擇從事人文類的研究通常將使研究者獲得退出價值較低的能力,因為缺乏對這類研究及相應研究能力的廣闊的外部市場;另一方面,選擇工程類的研究通常則將使研究者獲得退出價值較高的能力,因為存在對這類研究及相應研究能力的旺盛的外部需求與廣闊的外部市場。結果,前者的再專門化成本就會高于后者,在必須進行再專門化的條件下,他就比后者少了很多選擇。而無論對于社會還是對于兩種類型的研究者,他們所從事的研究在道德上都是重要的。

      在這一條件下,讓前者承擔過高的再專門化成本是對所有相關者的一種負向激勵,結果就是阻礙了更多的人選擇從事人文研究這一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而這無疑是對許多人關于人文研究具有道德重要性這一道德判斷的不承認,也是對做出了這一判斷的人在道德上的一種不嚴肅對待。

      就此而言,要保障所有人的道德完整性,社會就需要分擔個人的再專門化成本,否則,專門化就可能成為個人使自己從一個潛在的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變成一個“單向度的人”的一種機制,而如果所有人都基于這種擔憂而拒絕做出專門化的選擇,則意味著社會將無法通過專業進步來推動自身的進步。這樣一種緊張構成了專業化時代道德理論面對的一個基本難題,要解決這一難題,我們首先需要對專業化做出更充分的認識。

      二、分工—協作體系及其變異

      我們生活在一個專業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所有事情都只有在體現出較高專業水準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社會認可,才能產生社會價值,進而,個人才能通過從事這樣的事來實現自身的價值。當然,專業化并不必然意味著職業化,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當今社會在人力資源的供需結構上發生了重大的轉型,使得個人的人力資源被鎖定在職業體系中的情況開始發生松動。

      由于新技術可以幫助個人非常便捷地找到其“業余”活動的需求方,職業活動在許多人的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開始下降,“業余”活動也成了個人實現其個人價值與創造社會價值的一條重要途徑,甚至職業活動與“業余”活動的邊界也開始變得模糊。但同時,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社會的專業化趨勢,相反,即使在“業余”活動中,個人也必須表現出專業水準才能得到社會認可,才能產生社會價值,才能通過這種專業性的表現來為自己創造價值。

      如,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將自己的業余技能及其產出放到市場上出售來掙點外快,但并非所有人的業余技能和產出都會有人購買,因為理性的消費者只會選擇那些品質更高即體現了更高專業水準的產品和服務?梢,業余活動與職業活動的區別是由它們的專業化程度決定的,只要一個人對某種業余活動做出了足夠的專門化投資,就可以將它變成職業活動,反過來,如果他忽略了對其原有職業活動的專門化投資,那么,隨著該職業整體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他也將在原有職業上變成一個業余選手并因此失去繼續從事這一職業的資格。

      無論如何,專業化的時代突出了專門化投資的價值。對于追求道德完整性的人,專業化構成了一種內在的緊張。一方面,不斷提升自身在具有道德重要性的活動上的專業水準,使自己從一名業余選手成為一名專業選手,這本身就是個人嚴肅對待自己的一種方式。一個人要嚴肅對待自己當然意味著他需要從事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情,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可以以“玩票”的方式來從事這樣的事,相反,如果他真的認為這件事在道德上是重要的,就應當力爭把它做到最好,像一位“匠人”一樣“追求卓越”[6]。

      而要追求卓越,他就需要在這件事情上做出更多、更有效的專門化投資。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的專業化并不完全是一個技術后果,也是一個道德后果,是每個人都嚴肅對待自己的一種內在要求。反之,不進行專門化投資,個人就不可能使自己得到嚴肅的對待。

      如,一個人可能認為保護敦煌文物在道德上非常重要,但如果他不去學習如何保護文物尤其是如何保護敦煌這樣一個有著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的地方的文物的專業知識,那么他試圖保護文物的行為就反而可能造成破壞文物的后果。但另一方面,專業化客觀上又容易造成人的單向度化。作為一個社會事實,每一個人的有效人力資源都是有限的,因而,一個人把他的主要人力資源專門化到某一件事情上,就意味著在其他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情上他能夠做出的人力資源投資變得非常少,進而,在這些事情上,他就只能作為一個業余選手,而很難成為一個專業選手。

      結果,他就可能成為一個具有道德重要性卻不具有道德完整性的人,而當這種不完整性嚴重到一定程度,他甚至可能變成一個在道德上不重要的人。在現代社會,專業化所造成的這種緊張是通過社會的分工—協作體系來予以解決的。在每個人的道德判斷具有足夠多元性的條件下,一個人選擇從事某件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并不意味著其他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就沒人從事,相反,每個人都專事于某一件或有限的某幾件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的結果是所有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都有了最勝任的從事者,進而,這些事情的道德重要性才能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它們才能為社會產出在道德上最有價值的成果。

      當社會的分工—協作體系運行良好時,所有人之間存在一種道德分工,整個社會則是一個道德化的分工-協作體系[7]。在這個體系中,一個人不從事所有他認為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反而才是他嚴肅對待自己的正確方式,因為正是通過他對自己最勝任———做出了最有效的專門化投資———的某一件或有限的某幾件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的全力以赴的承擔,才使得其他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也得到了最勝任的人的全力以赴的承擔。由此,他就可以幫助他所選擇的事情產出在道德上最有價值的成果,也可以分享到通過其他人的專業活動而產出的比他自己去從事能夠產出的在道德上更有價值的成果。

      在這里,“不作為”本身就是一種“作為”。因此,如果說追求道德完整性意味著使所有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得到最有效的促進的話,那么,對個人而言,對他的人力資源進行專門化乃是達成這一目標的一種有效方式。不過,在實踐中,這一分工—協作體系并不總是運行良好的。如果說這一分工—協作體系運行良好的標志是每個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專業活動產出在道德上最有價值的成果,同時也能分享到其他人通過他們的專業活動產出的在道德上最有價值的成果的話,那么,在實踐中,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這種分享是高度受限的。

      市場是一個由價格機制與競爭機制構成的交換關系網絡。作為一個交換關系網絡,它為人們之間的成果分享提供了一個基礎性的平臺,只要兩個人能夠完成交換,就能通過交換將他們之間的分工轉化為協作,將各自的專業行為轉化為共同的道德產出。但在這里,交換關系的建立是受價格機制與競爭機制約束的。在邏輯上,價格機制是識別某種事物對于某個人究竟具有何種道德重要性的一種工具,對這個人而言,一種事物到底有多重要就表現為他愿意為此付出何種價格,而當某兩個人都認為某種事物重要時,競爭就可以篩選出認為這種事物更加重要的出價者。

      在這里,競價失敗并不必然意味著一種道德損失,相反,它可能是對出低價者道德判斷的一種修正,即當出低價者意識到自己并不愿意付出更高的價格時,他就獲得了關于這一事物道德重要性的更準確的認識。進而,他才能在別的價格競爭中付出更高的價格,以交換對他具有更高道德重要性的成果。不過,上述圖景并沒有描繪出市場的全貌。當我們說市場是一個交換關系網絡時,由于交換關系在形式上的平等性,我們似乎會認為交換雙方事實上就是平等的,因而,交換關系能否建立就僅僅取決于雙方對交換之物道德重要性的衡量。但在現實中,市場中的人們并不是平等的,而且市場本就傾向于造就不平等。在這里,我們可以不考慮非市場性的不平等,而假設人們在進入市場時都是平等的。

      即便如此,他們間的關系還會受到一個因素的影響,這就是市場的供需結構。在某種意義上,市場的供需結構是對社會中人們關于各種事物之道德判斷結構的一種反映,認為某種事物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人越多,對它的市場需求就越大。當市場把這種差異通過供需結構轉變為價格差異時,就反而阻礙了人們之間的協作。根據市場的邏輯,需求大的事物價格就高,因而從事相關活動的人就將獲得更多的市場回報,進而就有更強的能力做出進一步的專門化投資和交換更多具有道德重要性的成果。

      反之,如果一個人從事市場需求小的事,就只能獲得較少的市場回報,就將缺少做出進一步專門化投資的能力,結果,他不僅會被排斥在對其他在道德上有價值的成果的分享之外,也將失去“追求卓越”的能力,而慢慢使自己變成一個不勝任者。作為一個不勝任者,他既沒有能力嚴肅對待自己,也不能使自己得到其他人的嚴肅對待。

      三、走向社會合作

      在任何社會中,總會有某些事比另一些事在道德上更加重要,這是一個無法改變也無須改變的現實。任何試圖改變這一現實的行為都會干擾甚至破壞人們的道德判斷與道德選擇,而要尊重每個人的道德判斷與道德選擇,我們就必須尊重這一現實。那么,這一現實對社會而言意味著什么?無疑,這意味著應當有更多勝任者從事這些事,而要讓更多勝任者從事這些事,它們的從事者就應當受到更多的激勵,這一方面是為了補償他們的人力資源投資,另一方面是為了表彰他們為社會做貢獻。

      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們通常認為,表現為供需關系的市場有著無法替代的功能,它為人們的道德選擇提供了最準確的經濟激勵。但如前文試圖表明的,供需關系并不是一種獨立于人們行為的客觀現象,相反,在很多時候,它都是人們行為的一個結果。比如,如果一個社會有著足夠的師資資源,且對所有學校的師資進行一種相對平等的配置,那么,這個社會中的人們將不會對某些學校產生過于旺盛的需求。

      結果,所有學校提供的教育產品都會有著大致相當的市場價格,使得它們都有著大致相當的能力來促進其師資的人力資源再投資。進而,這個社會中的每一位老師都將有著大致相同的機會成為一名更優秀的教師,反過來,這個社會中的每一位學生也都將有著大致相同的機會獲得更優質的教育。

      但如果這個社會對不同學校做出不平等的師資配置,使一些學校成為重點學校,另一些學校成為普通學校,那么對前者的需求顯然就會遠遠高于后者,使得前者所提供教育產品的價格———既包括顯性價格也包括隱性價格———遠遠高于后者,使得前者可以通過價格杠桿來囤積優質訓練資源,從而進一步擴大與后者在產出質量與回報上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對不同學校和教師的經濟激勵就是不準確的,而這種不準確的經濟激勵又對不同學校和教師造成了錯誤的道德承認,使前者被承認了超出他們應得的道德重要性,后者則未能被承認其應有的道德重要性。這表明,經濟激勵容易造成反道德的后果,因而,以經濟激勵來表彰人們的道德選擇并不是一種恰當的方式。

      相關論文范文閱讀:論基于道德理性與現實幸福的生命意志教育及開展

      摘要:生命意志的核心在于活著、有意義地活下去;生命意志教育的宗旨是拯救生命‍‌‍‍‌‍‌‍‍‍‌‍‍‌‍‍‍‌‍‍‌‍‍‍‌‍‍‍‍‌‍‌‍‌‍‌‍‍‌‍‍‍‍‍‍‍‍‍‌‍‍‌‍‍‌‍‌‍‌‍。生命意志教育首先要教人直面現實,讓人認識人與世界的多樣性、學會對多樣性人與世界的包容;進而,要教人理解生命,理解自我,理解他人,用理解建立道德理性并且在此基礎上實現精神重建,以形而上地確立生命的價值與方向;最后,要教人以超越的態度爭取物質條件與實現快樂體驗,走中庸路徑最大程度地爭取并創造切身幸福‍‌‍‍‌‍‌‍‍‍‌‍‍‌‍‍‍‌‍‍‌‍‍‍‌‍‍‍‍‌‍‌‍‌‍‌‍‍‌‍‍‍‍‍‍‍‍‍‌‍‍‌‍‍‌‍‌‍‌‍。

    亚洲AV片劲爆在线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