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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論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妨害疫情防控行為的刑法適用

    時間:2021年05月06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2020年開端,一場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席卷了全球,新冠疫情的陰影籠罩了全世界。中國作為新冠疫情首個發現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下,不法分子也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利用多種渠道謀取不義之財;無視疫情防控規定危及他人安全在現實存

      【摘要】2020年開端,一場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席卷了全球,新冠疫情的陰影籠罩了全世界。中國作為新冠疫情首個發現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下,不法分子也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利用多種渠道謀取不義之財;無視疫情防控規定危及他人安全……在現實存在的犯罪現象前,我國的刑法適用也正遭遇窘境。疫情防控中涉及的犯罪大致可分為九大類,本文擬從此九大類犯罪中較為重要的犯罪入手,分析疫情期間妨害疫情防控類行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并結合司法實踐研究刑法機制存在問題并提出意見。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定性分析

    疫情防控

      自2020年春節全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我國政府實行了嚴格的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其中主要措施有聯防聯控,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等。這些措施對預防控制新冠肺炎的蔓延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落實這些防控措施的過程中,也發生了許多妨害防控的違法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相關信息,截至2020年2月25日,疫情期間涉嫌犯罪的類型共十類,6144件,涉案人員共8243人。

      司法論文:智庫要為“戰勝疫情、攜手共進”把脈開方

      根據本次發布的調查問卷顯示,以全日制大學生主體為例,大家對于新聞上最常曝光的非法經營罪(哄抬物價)與抗拒疫情防空措施造成新冠病毒傳播類犯罪了解較多,而對于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類犯罪和故意傷害類犯罪了解較少,有超過40%的人認為哄抬物價等相關犯罪不由刑法加以約束,另有高達80%左右的人身邊出現過妨害疫情防控的案件,證明此次疫情防控期間妨害疫情防控類犯罪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有明晰犯罪界限的價值和進行相關普法行為的必要。筆者將從其中重要的幾種犯罪入手,明晰疫情期間妨害防控行為類犯罪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同時針對司法實踐與法條理論中出現的相關問題提出改善意見。

      一、妨害疫情防控管理行為的定性分析

      妨害疫情防控管理行為包括隱瞞高度疑似病情癥狀、隱瞞疫地旅居史與流調軌跡或與感染者的密切接觸史、拒絕提供核酸檢測、拒絕衛生防疫機構要求的隔離并出入公共場所、違反要求人員聚集、違規收治發熱病人、與防疫人員發生沖突并造成傷害等行為,上述妨害疫情防控管理的種種行為可能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務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包括過失)等,但究竟如何進行定性,無論在理論還是司法實踐中都存在一定的爭議。本文將根據行為人妨害疫情防控管理行為主客觀情況,結合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進行分析研究。

      (一)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情形

      上述妨害疫情管控管理的行為如隱瞞高度疑似病情癥狀、隱瞞疫地旅居史與流調軌跡或與感染者的密切接觸史、拒絕提供核酸檢測、拒絕衛生防疫機構要求的隔離并出入公共場所、違反要求人員聚集、違規收治發熱病人等均有可能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首先,疫情期間各地的防控措施在細微之處可能因地制宜,但基本的防控措施都大同小異。上述行為都違反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如禁止防疫管控期間聚集、要求有疫地或外國行程人員自覺隔離、確診病人如實上報行程等。其在造成新冠病毒傳播或加大傳播風險的后果時符合傳染病防治罪的構成情形。但根據主體的不同,造成結果的危害性大小的不同等,這些行為還有可能觸發另一罪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兩罪在這些情形中可以主要從主體、客觀方面等加以區分。就主體而言,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主體可以為單位或自然人;以(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在客觀方面來講,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中其行為造成傳染病傳播或有傳播風險即可;以(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行為造成的后果須是針對不特定人群的,且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等危害程度相當。

      (二)構成妨害公務罪的情形

      在疫情中,有很多使用暴力、威脅方法拒絕服從防控管理的犯罪行為:李某拒絕測溫并在逃走時帶倒防疫站工作人員;葉某用車輛堵住防疫檢測點并毆打民警;凌某不滿于小區防疫措施而辱罵、毆打志愿者等。不同的是,前兩例案件構成妨害公務罪,而后一例案件構成尋釁滋事罪。

      那么構成妨害公務罪的要件到底有哪些?筆者認為,構成妨害公務罪的要件主要有兩點。第一,妨害公務罪與其他罪的關鍵區別在于其對象的特殊性。妨害公務罪的對象包括正在依法進行防疫防控活動的國家機關人員、人民警察、輔警等。我們可以看到,“帶倒防疫站工作人員”、“毆打民警”等行為的對象都具有身份性和職務性,即正在執行公務的相關人員。而“辱罵防疫志愿者”、“推搡居委會人員”等行為的對象都不具有明顯的身份性。因此,要劃清機關防疫人員和普通防疫志愿者的界限。

      第二,妨害公務罪中的“公務”是指經有關部門許可執行的任務。如設立防疫檢測站、按規定強制公民測量體溫等就屬于公務的范圍。但是,未經許可擅自封鎖居民樓這一行為則有侵害公民人身自由之嫌,不具有公務的正當性。因此,要明鑒真正的公務和假借權力損害人民、國家利益的行為。

      (三)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形

      除隱瞞高度疑似病情癥狀、隱瞞疫地旅居史與流調軌跡或與感染者的密切接觸史、拒絕提供核酸檢測等情形可能構成該罪外,與防疫人員發生沖突并造成傷害的情形也可能適用該罪。如北京的支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間因登記手續時間過長而與疫情防控工作者發生口角,在多名疫情防控工作者與群眾在場的情況下駕車沖撞人群與防疫帳篷,發泄不滿,置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于不顧。此類情形中實施手段較為多變,須與防火、決水等危害程度相當且侵犯了不特定人的安全利益。

      (四)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情形

      在疫情中,原本就緊張的醫患關系在救援物資緊缺的情況下愈演愈烈,有些病患及家屬出于情緒激動等原因做出了各種犯罪行為:張某某往地上吐口水致醫務人員感染新冠病毒;柯某某的岳父感染新冠死于醫院,柯某某遂毆打醫護人員并撕扯其防護服;唐某某不經勸阻在輸氧病房抽煙并毆打提醒其的醫生等。不同的是,前一例案件構成故意傷害罪,而后兩例案件構成尋釁滋事罪。

      那么構成故意傷害罪的要件到底有哪些?筆者認為,構成故意傷害罪的要件主要有兩點。第一,故意傷害罪與其他罪的關鍵區別在于其必須要造成一定的傷害結果才能定罪。根據最高院下發的《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撕扯醫護人員的防護服等行為并造成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構成故意傷害罪。如果只是有傷害的行為但并沒有造成傷害的后果,則不構成本罪。

      第二,故意傷害罪的對象往往是特定的、單一的。如上述案件是對特定的醫護人員實施的傷害行為。若某一傷害行為(如某疑似病例故意朝地上吐口水)造成大規模人員感染,則應進一步考慮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等罪名。

      (五)構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情形

      疫情發生以來,全國上下迅速采取措施,大部分民眾居家隔離,導致其獲取信息主要依靠網絡、媒體等進行。部分不法分子利用該特殊期間民眾獲取信息的特性,使得謠言層出不窮,更是為防疫工作的展開和特殊時期社會秩序的維持造成了巨大障礙。不難發現,疫情期間的部分案件其實并不滿足構成該罪需滿足的全部要件。以朱某捏造虛假信息,最后影響企業復工一案為例,其僅僅希望自己繼續隔離,主觀上并不想擾亂社會秩序;且其并未傳播虛假消息,而是通過工作單位(企業)上報政府,因此該案中,朱某并不應構成該罪。因此,以本案為例,對于該罪的認定不應簡單的按照其對于社會秩序的影響進行定罪量刑,而應嚴格按照最高院對于本罪的若干解釋進行界定。

      二、涉及生產銷售偽劣防控物資行為的定性分析

      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涉及到大量醫護用品的使用,例如口罩、防護服以及醫用紗布等。短時間內巨大的需求量讓醫護用品市場陷入供不應求的情況,也因此出現了不少劣質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況:偽造正品商標、以次充好、無產品質量檢驗等。這些妨害疫情防控管理的種種行為可能涉及到下文中提到的各種犯罪現象。

      (一)非法經營罪(哄抬物價型)

      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共同抗擊疫情之時,部分商家利欲熏心,試圖借國難“大發橫財”,違反國家規定,奇貨可居、哄抬防疫相關的必需品價格,并借此牟取暴利。根據上海某工貿有限公司疫情期間哄抬口罩價格謀取暴利一案可知,對于該罪的認定在實踐中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是對于“哄抬物價”限度的認定。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查處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指導意見》對該“哄抬物價”所包含的行為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但并未對抬高物價的限度給出明確的標準。對于浙江東陽通報的哄抬價格售賣熔噴布案件中,21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經營總額達2000余萬元,單次倒賣純獲利在5.5萬元左右。對于抬高物價的限度,筆者認為應當以具體案件中的差價率進行界定(如某省級政府下發文件中規定利潤不能超過30%)。在計算差價率時,應當將原材料和交通、固定資產等成本的情況納入考慮,而不是僅考慮經營者的經營情況。

      第二是對于違法所得數額的認定。2013年最高院對于該問題的研究意見(下文簡稱《意見》)中,對違法所得曾進行過界定,但該界定針對的僅為一般行為,而并非本文所討論的哄抬物價。與《意見》中的界定不同的是,該罪中的價格不是簡單的包含非法經營數額與合理支出,而是包含成本、合法與不合法利潤三部分。筆者認為,其中合法利潤的部分不應納入立案數額之內。并且,由于市場供求變化波動頻繁,在實踐中也應當將其納入考慮的范圍之內。

      (二)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情形

      2020年2月,哈爾濱市南崗區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向藥店銷售“三無”口罩的案件 ,涉案金額達9.8萬元。

      上述案例中的“三無”產品,是偽劣產品中較為典型的一種情況,主要是指與國家質量標準不符合的商品。除此之外,涉事金額的大小也是一項需要考慮的要件,根據刑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重要法定構成要件是“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在實踐中,五萬元的標準也較為合理,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間,該標準仍適合案件的判定。

      (三)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的情形

      2020年2月,武漢警方破獲了一起銷售偽劣醫療防護用品案,其中涉及到偽劣口罩、防護服等醫療防護用品。嫌疑人劉某某等共獲利113萬余元。

      “偽劣產品”與“不標準的醫用器材”相比,覆蓋范圍要大很多。目前,學術界的認定基本一致,即醫用器材可分為醫療器械和醫用衛生材料,醫用衛生材料則是指醫療衛生機構在醫療、保健等活動中使用的消耗型輔助用品,如醫用紗布、繃帶等,其生產標準應當符合國家、行業標準中的強制性標準。

      從定義上看,這些假口罩多數是小作坊產品,遠遠達不到國家所制定的生產標準,自然歸屬于偽劣產品行列。但同時,口罩作為特殊的可用于醫療領域的防護性用品,有輔助醫療的作用,也可歸納入醫用衛生材料的范疇。因此,上述兩例存在罪名上的爭議。

      那么該如何進行定罪呢?依筆者愚見,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應當偏向于肅清此類案件帶來的社會影響。因此,筆者偏向于參考非典時期最高檢頒布的《解釋》,按照從重處罰原則,進行司法處理。

      (四)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犯罪的情形

      在上述爭議外,“口罩難”還涉及到了商標問題。2020年1月,宿遷發生一起銷售偽劣口罩案 ,口罩系冒充正牌廠家的產品。

      雖然同為偽劣口罩,但冒牌的假口罩顯然更突出的體現了其“盜用商標”的特點,因此在處理方法上,應當與前述的“三無口罩”做出區別。

      針對銷售偽劣產品罪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犯罪客體和犯罪對象的不同。從犯罪客體來看,前者侵犯的是產品質量監管制度和消費者合法權益;后者則強調侵犯的是他人的商標專用權利和商標管理制度。從犯罪對象來看,前者的犯罪對象是指偽劣產品;后者強調的是產品的知識產權問題。因此兩罪較好區分。

      但是,當行為人銷售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不合格產品時,兩罪構成想象競合,因此對于這類爭議,出于“擇一重罪論處”的立場進行處理更為恰當。

      三、涉及獵殺、銷售野生動物行為的定性分析

      在疫情防控管理期間,有許多涉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類犯罪的妨害疫情防控管理的行為,例如非法捕獵野生動物、收購野生動物、存放飼養野生動物等行為。上述妨害疫情防控管理的種種行為可能涉嫌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類犯罪、非法經營罪、相關行政處罰等。但究竟如何進行定性,無論在理論還是司法實踐中都存在一定的爭議。因此,我們可以根據行為人妨害疫情防控管理行為主客觀情況,結合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進行分析研究。

      (一)構成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類犯罪的情形。

      對于破壞野生動物的數量和類型達到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刑法》中相應的規范標準,則應當按照刑法中的有關規定進行定罪量刑,并根據法條中的具體規定進行有關罪名的區分。對于疫情期間的野生動物食用問題,根據我國最新修訂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第四十一條的修改內容規定,該類食用野生動物的行為,對于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規,以食用為目的,情節嚴重的,被增設為處罰對象;

      (二)構成非法經營罪的情形

      對于那些大量進行野生動物買賣,伺機進行違法交易的犯罪行為來說,野生動物類物品屬于國家《刑法》規定的限制買賣的物品,而部分野生動物制品有可能攜帶新冠肺炎病毒,以至于可能會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因此應當以非法經營罪論處,而不能僅以非法收購、出售野生動物罪論處;

      (三)對于那些非法收購野生動物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的

      可以采用另一種相關行政處罰的方式依法對違法行為做出處罰。但是不同于其他行政處罰,司法機關可以根據某些行政法規來對那些破壞野生動物類行為直接進行犯罪追究。

      結語

      在疫情防控中,出現了許多妨害疫情防控的行為,也因此造成了實踐中對于特定幾類罪名定性的困難。本文根據妨害疫情防控的實際情況,結合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妨害疫情防控行為的定性問題進行了必要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觀點,以期為正確處理該類案件提供有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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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昊恬;崔明悅;溫曉娟;張元元;王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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