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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論文

    論唐太宗的文學創作及其深厚的“黃帝情結”

    時間:2021年07月13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綜觀唐太宗詩文,蘊含著濃厚的黃帝等古圣王情結。其信奉黃帝等古圣王的偉大功績,賦詩作文對相關典故多有征引,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為據、敷衍哲理,或以之為鏡鑒、探求興亡之道。唐太宗的詩,借助黃帝等古圣王功績抒發政治抱負,豐富的歷史

      摘要:綜觀唐太宗詩文,蘊含著濃厚的黃帝等古圣王情結。其信奉黃帝等古圣王的偉大功績,賦詩作文對相關典故多有征引,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為據、敷衍哲理,或以之為鏡鑒、探求興亡之道。唐太宗的詩,借助黃帝等古圣王功績抒發政治抱負,豐富的歷史內涵與強烈的政治豪情融為一體,氣勢雄渾,從中可領略貞觀氣象;唐太宗的文,以黃帝等古圣王的興替為依據,求索古今治亂規律,制定君臣治國方略。概言之,其“黃帝情結”就是以古圣王為楷模,勵精圖治,濟世安民,開創太平盛世的偉大夢想。

      關鍵詞:唐太宗;黃帝情結;古圣王;文學

    文學創作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與思想家。在位24年,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對內注重民生,重農固本,選賢任能,從諫如流;對外開疆拓土,恩威并用,主張兼容并包、華夷一家的文化政策。其與股肱魏征、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王珪、李靖、虞世南等,開創了中國封建王朝的一代盛世“貞觀之治”,奠定了李唐百年繁榮的基礎。史家譽之為“千載可稱,一人而已”[1]63。唐太宗《帝京篇·序》云:“予以萬機之暇,游息藝文。”[2]3雖不以文學為主要事業,但毋庸置疑,唐太宗是貞觀年間最有成就的詩人和散文家。楊志玖先生認為,“唐太宗在文化建設方面的貢獻和文學創作方面的成就,在封建帝王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2]2。

      一、唐太宗的文學思想與“黃帝情結”

      《文心雕龍·正緯》云:“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鐘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3]31唐太宗詩文亦多言古圣王,如伏羲、女媧、燧人氏、炎帝、黃帝、少昊、堯、舜、禹、湯、文王、武王、成王,以及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等,不但“有助文章”,而且很好地抒發了其濃厚的“古圣王”情結。唐太宗特別尊崇黃帝、堯、舜三者,統計其詩文所征引典故,黃帝達34條,堯29條,舜30條,遠遠多于其他古圣王。

      顯然,唐太宗也遵循著“祖述堯舜”以構建思想理論的傳統模式[4]47。重臣虞世南心領神會,認為唐太宗“著《金鏡》《帝范》,論君臣之道,序仁義之方。商略古今,以為監誡。懲苛治而戒末弊,贊黃皞而詠唐虞”[5]45。唐太宗堅信黃帝等古圣王的歷史功績,《帝京篇·序》云:“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之上,信無間然矣。”[2]

      3按“無間然”本系孔子贊譽大禹之詞,《論語·泰伯》:“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云:“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6]2488唐太宗用之于“軒昊舜禹”,實將所謂“信史”上推千年至黃帝、少昊時代。此序也集中闡釋了他的文學(藝)思想:“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漫之音。求之人情,不為難矣。

      故觀文教于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釋實求華,以人從欲,亂于大道,君子恥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爾。”[2]3羅宗強先生認為:“他從政權的得失出發考慮文學問題時,著眼點 在文學是否有益于政教,因此他才反對淫靡之風。他從一個文藝內行出發,他又沒有完全否定文學的藝術特征,沒有完全否定文采。”[7]

      22唐太宗看待文學既有政治家的眼光,也有文學家的視角,而二者皆基于對歷史的反思。作于貞觀二年(628年)的《帝京篇十首》,堪稱唐太宗詩歌代表作,其實就是通覽歷史的讀后感。唐太宗追慕黃帝、少昊、堯、舜等古圣絕非一時興起,而是基于歷史認同的濃厚情結。唐太宗的散文,常以黃帝等古圣王的興替歷史為依據,探求興亡治亂之道。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總結一生政治實踐作《帝范》12篇。

      這部政治智慧的結晶,其思想深度與藝術成就足以代表唐太宗散文創作的成就,也堪稱中國古代政論史上的一部杰作。其《序》闡述了寫作目的:“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天眷命,歷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媯薦唐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烏呈祥,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慶,漢啟重世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非可以力爭者矣。

      ……自軒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2]591-592所謂“翠媯”“玄圭”“丹烏”“素靈”,皆指王朝興替之瑞。如“翠媯”,水名,黃帝于此受圖箓!端囄念惥邸芬逗訄D挺佐輔》云:“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紀帝錄,列圣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后鳳皇處之。

      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于翠媯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8]209歷數黃帝、唐堯、夏禹、周文王、漢高祖之興實為李唐代隋張本:“昔隋季板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啟金鏡而握天樞。”[2]

      591-592應注意的是,序文所謂“天命”“歷數”,然《帝范》之《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12篇,“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安危興廢,咸在茲乎”[2]619,皆坐實為人事,與天命無關。唐太宗征引黃帝等古圣王典故,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為據、敷衍哲理,或以之為鏡鑒、總結興亡之道,實質就是“繼文遵后軌,循古鑒前王”[2]45。其視五帝之首黃帝為古圣王代表與取法的楷模,追慕無為而治、天下大同的愿景,并一再抒發景仰之情,可以概括為“黃帝情結”。

      二、唐太宗詩中的“黃帝”書寫

      唐太宗詩中書寫古圣王事蘊含“黃帝情結”者達12首,其中與黃帝相關者5首:《帝京篇十首》之其二、其十,兩次行幸武功所做的《幸武功慶善宮》《重幸武功》,以及《執契靜三邊》1首。前2首可謂讀史有感,后3首則系記行之作。詩歌借助黃帝等古圣王抒發政治抱負,將歷史的深沉與政治的豪情融為一體,在廣闊的歷史背景襯托下,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形象呼之欲出。

      (一)《帝京》鴻篇抒壯志

      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創作《帝京篇十首》“以明雅志”,明確表達要以“軒昊舜禹”為榜樣、以天下大治為使命,做一個居安思危、勤政愛民、納諫慎刑的君主!兜劬┢菲涠簬r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啟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仍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欹案觀墳典。[2]6“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等前6句,寫萬機之暇發奮讀書,以孔子韋編三絕自勵;“對此乃淹留,欹案觀墳典”2句,寫誦讀“墳典”,愛不釋手。“墳典”,即“三墳”“五典”,據《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稱贊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6]2064?装矅鴤巍渡袝颉吩疲“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6]

      113唐太宗苦讀古圣王典籍的目的就是探求治國之道。當然,其所謂“三墳”指儒經,《賦尚書》云:“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暉燈披五典。”[2]57唐太宗的勤奮好學、樂于先王之道,史書多有記載!敦懹^政要·崇儒學》云:“太宗初踐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9]215《唐會要·修撰》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征撰《群書政要》上之。

      [10]651由《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可知唐太宗誦讀先王典籍的收獲與喜悅:“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2]297他將這種感受寫進了《帝京篇》其十:以茲游觀極,悠然獨長想。披卷覽前蹤,撫躬尋既往。望古茅茨約,瞻今蘭殿廣。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

      廣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2]13這是《帝京篇十首》的總結篇,告誡自己居安思危,納諫慎刑,施惠于民,并決心繼承往圣,待天下大治封禪泰山。“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五”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五帝,太宗欲繼之為“六”;“三”指伏羲、女媧、神農等三皇(或指三王即夏禹、商湯、周文武),太宗欲繼之為“四”。

      “云亭”指泰山腳下云云、亭亭二山,為古帝王封禪處!妒酚·封禪書》引管仲之說:“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禪。”[11]1361唐太宗的政治抱負,就是追慕黃帝等古圣王,成就非凡的文治武功。

      (二)武功賦詩威海內

      陜西武功為唐太宗出生之地,貞觀六年(632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12]468,《幸武功慶善宮》: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浻璩欣凼,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郁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端扆朝四岳,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蕓黃遍原隰,禾穎積京畿。共樂還鄉宴,歡比大風詩。[2]21貞觀十六年(642年)再次行幸,賦詩《重幸武功》:代馬依朔吹,驚禽愁昔叢。況茲承眷德,懷舊感深衷。積善忻余慶,暢武悅成功。

      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跡,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回輿訪牧童。瑞氣縈丹闕,祥煙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遙山帶日紅。于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2]23-24唐太宗用黃帝、堯、舜、劉邦等典故賦詩言志、宣揚國威。“壽丘”,黃帝誕生地,《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云:“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縉云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

      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11]2“酆邑”,劉邦故鄉。“丹陵”,堯誕生地,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名曰放勛”[13]12。詩歌借以指代武功,即以黃帝、唐堯、劉邦自喻!缎椅涔c善宮》中“弱齡逢運改,提劍郁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8句,具體寫平定天下、威加海內的武功!吨匦椅涔Α分饕惆l對故地的懷念,而“積善忻余慶,暢武悅成功。

      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4句,則重點寫以德服人、天下大治的太平。“垂衣”,典出《易·系辭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6]86-87“南風”,典出《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孔穎達《正義》引《孔子家語》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6]1534唐太宗借以抒發無為而治、與民同樂之愿望。

      (三)邊塞詠詩思長策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軍平定薛延陀部,唐太宗親臨邊地并創作《執契靜三邊》:“翦暴興先廢,除兇存昔亡。……羽賢崆嶺四,翼圣襄城七。澆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質。已知隆至道,共歡區宇一。”[2]16-17“翼圣襄城七”,典出《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后車。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14]

      830-833借以闡釋“翦暴興先廢,除兇存昔亡”的道理:要實現“共歡區宇一”的太平,必須先鏟除兇暴勢力。唐太宗《飲馬長城窟行》:“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2]14《尚書·武成》云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6]185,安邊思想與此詩同。明人都穆盛贊《經戰地》《重幸武功》《執契靜三邊》《帝京篇》等篇,“皆雄偉不群,規模宏遠,真可謂帝王之作,非儒生騷人之所能及”,“《帝京》一篇,尤見不自滿足,其成貞觀之治,有以哉!”[15]1352胡應麟贊譽:“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贍京華,最為杰作。視梁陳神韻少減,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即雄才自當驅走一世。”[16]36-37真可謂唐太宗知音也。

      三、唐太宗文中的“黃帝”書寫

      唐太宗的散文多達500余篇,而且文體多樣,除了因帝王身份大量寫作詔、令、敕文、冊、教外,在史論、政論、序文等方面的創作也取得了較高成就。其文征引黃帝等古圣王故事更為豐富,僅言黃帝事即達27條,而主要用于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探求古今治亂之規律與追求往圣之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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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余論

      貞觀時代的一批賢臣親歷隋末之亂,今得明主知遇之恩,鞠躬盡瘁,與唐太宗可謂圣賢遇合。特別是魏征、王珪等,更是將天下太平寄望于唐太宗,遂以黃帝等古圣王勸勉之[20]。貞觀七年,唐太宗與魏征等討論自古理政得失,認為“當今大亂之后,造次不可致化”,魏征則以為“亂后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并以黃帝、顓頊、商湯、周武激勵之: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于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贾d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余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

      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9]17-18又,貞觀十年(636年),太宗感嘆自己“所見善事,并即行之,都無所疑”,而“何因理政猶不及文景?”魏征則認為:“欲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于文景,不足以比圣德。”又常以堯舜勉勵之,云“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戡定大功,遠逾湯武之烈”[21]168,又云“自古人君初為政也,皆欲比于堯舜”[21]191。

      王珪將魏征直言進諫、批逆龍鱗的膽識與強烈的憂患意識,概括為“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9]35,實可謂知音。當然,魏征等人這種意識,完全符合古人解釋“我國傳說時代的歷史”所承用的“明君賢相的大系統”[22]39。此外,唐太宗君臣的“黃帝情結”,也與貞觀年間以儒術治國為主而輔以黃老思想相關,與漢初“文景之治”相似,黃老思想也為“貞觀之治”的盛世太平發揮了重要作用[23]180。

      參考文獻:

      [1]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唐太宗全集校注[M].吳云,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劉勰.文心雕龍注[M].范文瀾,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4]鄭學檬,等.李世民魏征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作者:陶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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