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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論文

    2020年度中國傳記文學研究發展報告

    時間:2021年08月16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內容摘要】2020年,傳記研究與新時代緊密相連,從現象到熱點,傳記研究與社會發展密切關聯,以自身實踐顯示了其在新時代的不可或缺性,這再一次表明傳記研究一直是及時而富有深度地參與并試圖解決時代問題或人文社科領域懸而未決命題的急先鋒。 在傳記基礎

      【內容摘要】2020年,傳記研究與新時代緊密相連,從現象到熱點,傳記研究與社會發展密切關聯,以自身實踐顯示了其在新時代的不可或缺性,這再一次表明傳記研究一直是及時而富有深度地參與并試圖解決時代問題或人文社科領域懸而未決命題的急先鋒‍‌‍‍‌‍‌‍‍‍‌‍‍‌‍‍‍‌‍‍‌‍‍‍‌‍‍‍‍‌‍‌‍‌‍‌‍‍‌‍‍‍‍‍‍‍‍‍‌‍‍‌‍‍‌‍‌‍‌‍。 在傳記基礎理論、傳記史、傳記史料整理與研究方面,從“片傳”與“回憶錄契約”概念的提出,到年譜編纂理論與傳記史料問題的科學闡釋,從作家傳記寫作理論與方法的探析,到帶有史論性質的傳記史或思潮的研究,均在表明2020年度傳記研究的學術含量甚為喜人‍‌‍‍‌‍‌‍‍‍‌‍‍‌‍‍‍‌‍‍‌‍‍‍‌‍‍‍‍‌‍‌‍‌‍‌‍‍‌‍‍‍‍‍‍‍‍‍‌‍‍‌‍‍‌‍‌‍‌‍。 同時,傳記研究方法“中國化”轉向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同,探索和建構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和研究方法亦有新收獲‍‌‍‍‌‍‌‍‍‍‌‍‍‌‍‍‍‌‍‍‌‍‍‍‌‍‍‍‍‌‍‌‍‌‍‌‍‍‌‍‍‍‍‍‍‍‍‍‌‍‍‌‍‍‌‍‌‍‌‍。 然而,在當前包括傳記批評在內的文藝批評被委以重任、寄以希望的新時代,2020年度傳記批評以凋零或近于失語的境況收場,亦讓我們從“收獲之年”中生成一種內在隱憂。 如何推進新時代傳記批評,顯然需要學術界共同努力。

      【關鍵詞】傳記文學研究; 文體; 年譜; 版本; 科學家傳記; 傳記批評; 《史記》

    傳記文學

      前言

      2020年度傳記文學研究除傳記批評外,包括傳記基礎理論、傳記史、中國現當代傳記、中國古代傳記、外國傳記、傳記電影、傳記史料在內的各分支領域研究均取得重要收獲。 不僅如此,傳記研究還密切與新時代關聯,在脫貧攻堅、抗擊新冠疫情方面也貢獻了智慧與力量。 從數量上來看[1],2020年國內中文學術期刊發表論文275篇,中文報紙發表評論文章26篇,以傳記為研究對象并通過答辯的研究生論文139篇。 [2]全年出版傳記研究著作至少23部。 [3]雖然論文數量低于2019年,但整體學術質量遠超去年。

      作者:斯 日 張元珂

      這主要表現在,不僅發表在《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理論與批評》《現代傳記研究》《南方文壇》《魯迅研究月刊》《中國史研究》《歷史檔案》《史學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等國內眾多核心期刊上的高水平論文篇幅多,而且還出現若干部填補傳記研究空白或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學術著作。

      在這些成果中,出現頻率高而且能展現本年度傳記研究熱點或新方向的“關鍵詞”主要有:文體、作家傳記、自傳、《史記》、真實與虛構、馬克思傳記、回憶錄、生命傳記/心理傳記、傳記學科、傳記批評、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史料問題、年譜、傳記出版、醫學敘事、科學家傳記、傳記體戲劇、傳記小說、接受史。 本報告以這些關鍵詞為“抓手”,以二百多篇優秀論文和23部學術專著為依據,對2020年度傳記研究動態、成就和不足作系統梳理、研析。

      年度現象與熱點

      北京地區兩家傳記研究中心舉辦的學術活動引發各大媒體關注。 第一,2020年1月,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本年度共舉辦四次學術論壇[4]:10月15日, “理論與方法:科學家傳記創作現狀及其得失”; 11月17日,“誰才是魯迅? ——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記創作”; 12月1日,“要問東與西:關于中西方傳記創作異與同”; 12月15日,“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傳記方法的當代意義及考古新解”。 該系列論壇主題圍繞當下傳記寫作現象、傳記思潮以及傳記史梳理、傳記傳統的繼承與當下的弘揚、作為文化現象中外傳記寫作和研究的異與同等重要議題,既有傳記研究史方面的梳理和總結、理論與方法上的探討和研析,更是把研究的重點放置于傳記文體與時代、當下社會以及人文精神的關聯與得失等方面,提出諸多具有引領性、前瞻性、實踐性的觀點和思路,反映了該傳記研究中心以及相關學者有意識地與時代相呼應的敏感性與責任心。 該中心年度系列論壇以其時代意識、問題意識及專業性、連續性特點獲得學界廣泛關注。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藝術報》《中國文化報》等主流媒體給予連續、深度的報道。 作為國內三大傳記研究中心之一,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及其“傳記文學論壇”為業界所熟知,在學界的聲譽已初步奠定。 第二,12月26日,由北京大學世界傳記研究中心、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等多家學術機構聯合舉辦的第27屆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年會在京舉行。 該年會以“疫情文學與敘事醫學:傳記文學的新潮流”為主題,涉及疫情文學的傳記性、敘事醫學與生命文學、傳記文學與中西醫學、抗疫醫務人員敘事研究、疫情日記個案研究、醫生患者自傳研究等眾多子命題。 因為與2020年的抗疫主題密切相關,該年會引發業界廣泛關注。 學者們依托各學術機構探討學術問題,致力于學科建設,并以學術研討方式參與并回答時代問題,充分顯示了傳記研究與新時代相伴而行、互為支撐的共生關系。

      學術界熱議傳記研究和學科建設情況。 目前,依托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荊楚理工學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中國傳記研究、教學、人才培養已初顯中國特色。 本年度,《傳記文學》雜志第9期特設“封面專題”——“傳記文學課:在歷史與文學之間”,邀請韓兆琦、陳蘭村、楊正潤、趙白生、斯日五位傳記研究和學科建設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傳記研究和學科建設問題展開多角度、多層面深入探討[5];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舉辦的系列論壇上,楊正潤、俞樟華、全展、張新科、劉佳林、王成軍、梁慶標等傳記研究與教育界的學者就此話題展開熱議。 通過這兩次活動,大家一致認為,傳記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與教學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目前存在教材建設遲滯,人才斷檔,學科體制與機制不配套等嚴重問題。 [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無論是上海交通大學楊正潤教授主編《現代傳記研究》,蘭州大學魏宏遠教授為研究生開辦“傳記學讀書班”,中國藝術研究院斯日在研究生院中文系開設“傳記文學研究與寫作”課程; 還是荊楚理工學院全展教授以“學徒方式”培養年輕傳記研究者,葉立文和王崯對武漢大學現當代文學的傳記寫作傳統與學科建制的研究[7],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張立群教授致力于從宏觀視野命名并論證作為一個地域的“東北現代作家傳記”、對作為一個學科專名的“中國現當代詩人自傳”的本體內涵及發生學意義的考究,以及對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的輯錄[8],都具有非同尋常的學科建設意義。

      文體研究成為一大熱點。 無論在歷史學科中李成晴的《中古時期文集“錄一卷”文本體例的演變》、張杰的《清代北京地區滿漢合璧傳記類碑文體例》、陳新元的《〈元史〉列傳史源新探》、李艷峰和王文光的《“前四史”的民族傳記與秦漢時期的民族史研究》[9]; 還是中國文學學科中李德輝的《宋人行記的六大流別》、孫文起的《“援儒入釋”:論北宋“僧傳”的文體自新》和《論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文體因革》、陽清的《晉唐佛教行記文體解析與文學生成》、張元珂的《論魯迅傳寫作中的文體問題》、張丹丹的《論馮夢龍〈靖亂錄〉的文體特征》、信明華的《“傳”的本原及其文體意義的生成與演變》、李小龍的《中國古代小說傳、記二體的源流與敘事意義》、陳芳的《歷史傳記向古典小說的遷移趨向——以〈西京雜記〉文體歸屬演變為中心》、鄭慧和蔣欲曉的《淺析梁啟超傳記文的文體特征》、李致和宋宇的《新世紀劇壇的“跨界寫作”》[10]; 亦或是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中(如2020年,蘭州大學魏宏遠教授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人傳記文體關系研究”成功立項),都對諸如“文體體例”“文體生成”“文體意義”“文體自新”“文體特征”“文體源流”“列傳史源”等傳記文體屬性或本體表現出了極大的研析熱情。 與往年相比,這些論文都具有針對性,旨在解決某一具體問題,而非務虛式空談。

      科學家傳記創作成為業界熱研專題。 2020年在全球疫情肆虐背景下,“科學家”、“鐘南山”兩大關鍵詞高頻率進入公眾視野,先是以葉依的《鐘南山傳》和熊育群的《鐘南山:蒼生在上》為闡釋對象,繼而引發學界對中國科學家傳記創作現狀及其得失的全面梳理和經驗總結。 代表作有斯日的《論葉依〈鐘南山傳〉的多元敘事策略》、全展的《科學家傳20年:歷史走向與藝術空間》、李朝全的《科學家傳記創作淺議》、史曉雷的《科學家傳記繪本創作原則與手法探析》、王穎的《科學家形象在好萊塢電影中的建構與變遷》、張婉和徐素田的《中國古代科學家群體科學形象建構》。 [11]相較于往年,今年從對新作品的及時闡釋、對科學家傳記創作經驗和創作史的梳理和總結等方面,均取得了長足進展。

      中國現當代作家傳記研究碩果累累。 郭沫若、魯迅、張恨水、蕭紅、老舍、丁玲、殘雪、王小波等眾多現當代作家傳記研究取得突出成績。 代表作有張立群的《“郭沫若傳”的現狀考察——兼談多身份傳主傳記書寫的進路》、錢果長的《呼喚新的“張恨水傳”——“張恨水傳”寫作歷史的檢視及反思》、李琪婷的《“虛構的真實”與傳主精神形象建構——李長之人物傳記研究》、姚丹的《“光榮而獨立的人”如何可能——從蕭紅傳記看不做“歸家娜拉”的知識女性之命運》、謝偉娜的《丁玲傳記研究》、崔思晨的《蕭紅傳記寫作類型研究》、段煜的《老舍傳記寫作的回顧與思考》、江濤的《作為研究方法的“殘雪傳記”—— 一種破譯“殘雪之謎”的新路徑》。 [12]這8篇論文依憑第一手資料,以其新穎視角和觀點而成為中國現代傳記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 其中,張立群和錢果長梳理并總結了某一作家傳記寫作現狀,江濤試圖嘗試以傳記研究破譯“殘雪之謎”,姚丹從蕭紅傳記中考察知識女性命運,李琪婷對李長之人物傳記作系統研究,等等,這些都對推進中國現代傳記研究,更新現代文學研究視角和方法以莫大的啟迪。

      傳記出版現象分析成為傳記研究中重要論題。 代表作有斯日的《簡析近年來傳記圖書熱銷現象及其原因》《傳統人物期刊如何打造核心競爭力——以〈傳記文學〉雜志“封面人物”選題策劃為例》,張錦俊的《人民出版社傳記類圖書出版現狀與發展策略探析》、許陳穎的《消費文化下的“林徽因熱”解讀》等。 [13]此外,張立群從對從事“詩人傳記”版本輯錄和研究中學術心得的闡述做起,詳細談了傳記出版現象中存在的問題,如消費型傳記寫作的弊端、傳記隊伍中的“職業寫手”、“偽造現象”、出版亂象,等等,以及由此對傳記閱讀、傳播與研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14]

      傳記紀錄片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引發中國大陸學者、觀眾熱議。 這部由英國廣播公司BBC推出的單集58分鐘的紀錄片于2020年全球疫情肆虐期間一經播出,便在國內引發觀看和闡釋熱潮,不僅在微信、豆瓣、知乎等網絡空間中有大量的評論文章,而且在《中國電視》《傳記文學》《對外傳播》等紙媒也發表近10篇學術論文。 黃皓明、劉曉、王紫依、趙文博、李開宇、黃鈺雯、張梅等分別撰文予以闡釋。 其中,黃皓明通過對《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進行分析,不僅探討傳記作品的真實性與虛構性、傳記電影的表現手法、傳記作品改編為傳記電影的可行性等藝術命題,還涉及如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主題,認為“民族、國家、種族的爭端愈演愈烈,但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仍可通過文學來溝通,這才是這部紀錄片影響廣泛的原因”[15]。 劉曉從制作理念、講述方式、講述視角、呈現效果等方面對該片予以分析:“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立足于‘在歷史中解讀中國’的制作理念,旨在通過講述中國文化人物的故事,呈現其背后凝縮的儒家精神和道德傳統,解釋中華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形成。 借助故事化的講述方式、‘口述史’聲像營造和詩書舞多種藝術形式的結合,兼顧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審美和接受習慣,講述了西方人眼中的杜甫,也探索了以‘他者’視角講述中國詩人故事的新范式‍‌‍‍‌‍‌‍‍‍‌‍‍‌‍‍‍‌‍‍‌‍‍‍‌‍‍‍‍‌‍‌‍‌‍‌‍‍‌‍‍‍‍‍‍‍‍‍‌‍‍‌‍‍‌‍‌‍‌‍。 ”[16]

      年度新氣象:傳記理論

      相比以往,2020年在傳記理論研究方面有了新的收獲,甚至出現新的理論概念,可謂2020年是“傳記研究理論年”。 夏威夷大學傳記研究中心主任、《傳記:跨學科季刊》主編克雷格·豪斯提出“片傳”概念。 [17]“片傳”(Biobits)概念的提出和初步闡釋,不僅對我們認識“傳記”屬性和樣態提供了全新視角,也對推動短篇傳記研究、理解傳記與信息時代的關系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上的支持。 依據“片傳”這一概念及其理論基點,我們可對中國自古以來的超短篇傳記,特別是那些在文體上難以界定的“準傳記”,以及在當前信息時代產生的碎片化傳記文,重新予以認定和有效闡釋。 在年末舉行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系列論壇上,上海交通大學楊正潤教授和劉佳林教授高度肯定了豪斯的理論貢獻,并結合各自對信息時代的傳記寫作特點、中國古代短篇傳記特征,詳細談了“片傳”的形態特征及其用于研究實踐的可能性。

      樂山師范學院廖久明教授提出“回憶錄契約”概念。 他受法國自傳理論家菲力浦·勒熱納“自傳契約”的啟發,在分析魯迅《藤野先生》的文體屬性時,提出“回憶錄契約”[18]。 他認為,“自傳是一種特殊的回憶錄,旨在通過作者親歷、親見、親聞、親感的內容,反映作者‘個人生活,人格的歷史’”。 因此,“自傳契約”及形式可以直接使用于“回憶錄契約”。 “回憶錄契約”概念的提出及理論闡釋,為一直以來困擾學界的若干問題——記憶是否真實,有無虛構,如何區分虛構與真實,學術研究活動中如何使用虛構與真實,等等——也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上的支撐。 另外,信陽師范學院徐洪軍副教授的《回憶錄的概念及其范疇》[19]則對“回憶錄”這種文類的本體內涵和形式特征作理論界定、闡釋。

      傳記史料理論研究取得突破。 張立群的《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主體部分探討史料價值構成、史料層位劃分、史料生成與實現、傳記家的素養與傳記史料的關系、傳記史料價值的影響因素,從而完成了對于“現當代詩人傳記”寫作中相關學術概念與史料問題的界定、學理論析。 同時在各章節論析中不斷提出諸如“新善本”認定、“跨版本”互證、“感悟傳主”、“結合傳記創作實際理解傳記的本質”等具體實踐層面上的建設性觀點。 在此,無論貫穿于主體部分的核心命題,還是穿插于其中的零散論點,都具有實操性,均是基于豐富現實和具體文本的分析而提出的帶有一定原創性的理論話題。 在方法上,理論運用和問題闡釋須臾不離對具體文本的考察與闡釋,從而有效建構了以文本為中心的對話體系,這在論析向度和方法上更合乎中國人的認知邏輯和接受規律。

      對作者、傳主、世界、作品“四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也有不小斬獲。 馬洛丹聚焦作者與傳主的生命互動關系,提出“三種基本呈現模式說”[20]; 鮑磊以布迪厄提出的“傳記幻覺”為研究對象,探討以傳記方式重組記憶,建構真實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21]; 劉佳林教授認為作家傳記與其他類型傳記相比,它內含一個雙重敘述層面,即當作家的語言文本更多被納入進傳記中時,如何整合與重述這些文本顯然要比其他類傳記復雜得多[22]; 樊露露對中國傳記電影作系統研究,繼而作了如下理論闡發:中國傳記電影普遍具有敘述者講述機制,敘述者多采用追憶式的回溯視角,使敘述聲音帶有情感色彩和敘事張力; 傳記電影對敘述者的凸顯與文學敘事接近,具有元敘事特征; 大影像師通過第三人稱敘述者或第一人稱敘述者之口發聲,用腹語術傳遞敘事價值,對于建構傳主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 [23]

      方法論或具體研究方法探討亦有收獲。 本年度,在中國現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領域,有幾位學者針對“現代傳記”本質屬性和研究方法的探討帶有一定的啟發性。 張立群認為,作為“傳記文學”基本屬性的“傳記”與“文學”在本質上是一個實踐問題,所以對“傳記”這種文類的理解或具體文本的認定需以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 這對理解“中國現當代傳記文學”提供了一個頗為新穎的視角。 [24]張元珂在研究魯迅傳記版本和文體時認為,在有關何謂“文學”的界定尚且需要以廣義、狹義、折中義予以理解的背景下,特別是考慮到其跨多學科性,所以,對“傳記文學”本質屬性的理解更不可能求取一勞永逸的界定。 同時,對于研究者來說,無論對“傳記文學”本質的理解,還是對具體文本的認定,最終都需要到創作實踐中或對某一文本的細致解讀中尋求答案[25]; 江濤把“傳記”視為一種研究方法——比如,他把“殘雪傳記”作為破譯“殘雪之謎”的工具、路徑[26] ——并以此來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文學現象或文學史問題的做法,具有切實的推廣性。

      年度關鍵詞:年譜、版本

      年譜理論、編纂方法或發展史的梳理與探討在這一年中有了實質性突破。 史光輝與張菁洲系統梳理了中國古代年譜體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27]; 武新軍探討年譜編撰的原則與方法,對包括年譜的性質與功能,年譜與傳記、評傳的區別,年譜的詳略、條目和語言,年譜材料的選擇與考辨,時事、譜主行實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地理空間與年譜寫作的關系等問題予以討論。 在作者看來,若把中國古代、現代作家年譜的編撰經驗,把傳統目錄學、方志學、?睂W以及版本學等治學方法引入當代作家年譜的編撰實踐,將有助于提升當代作家年譜的整體水平,使年譜寫作成為推動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重要力量。 [28]另外,張東旭、王杰[29]就當代作家年譜編纂中的資料取舍、編纂規范等問題予以學理探討,何素雯、閔定慶[30]以曾鞏年譜撰作過程為考察對象,探討其學術價值,也都可圈可點。

      今年,年譜編纂出版和發表取得重要收獲。 其一,全年至少有20部年譜著作出版。 在中國現當代作家年譜中,既有已逝作家的年譜(如王炳根的《冰心年譜長編》、王剛的《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遙年譜》、曹革成的《端木蕻良年譜》、鄒理的《周立波年譜》),亦有在世作家的年譜(如亓鳳珍、張期鵬的《趙德發文學年譜初編(1955—2019)》)。 在中國古代人物年譜中,涉及畫家、詞人、政治人物等各類角色,至少有10部以上年譜出版。 在政治家年譜中,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尤其備受矚目。 其二,作家文學年譜在各大期刊陸續發表。 如姜紅偉的《張潔文學年譜(1978—2020)》、廖述務和楊寧的《王躍文文學年譜(1962—2020)》、劉佳惠的《肖亦農文學年譜》、馬紹璽和高倩的《陸晶清文學年譜簡編》、王金勝的《陳忠實文學年譜(1986—2016)》、陶可欣的《林斤瀾文學年譜》、姜淼的《黃蓓佳文學年譜》。 [31]年譜編纂是傳記寫作的基礎工程,從現有態勢可研判,在未來幾年,這一“基礎工程”將持續擴大。 [32]

      在中國現當代傳記史料整理與研究領域,出現了一部奠基性的大型工具書,張立群的《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 作為國內第一部以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為對象的資料匯編,在學科建設意義上對助力中國現當代傳記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該專著由七部分組成:他傳、自傳、年譜、日記、游記和書信、部分研究資料、紀念文集,是繼俞樟華等編撰的《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編年史》(上、下)之后又一部著眼于學科基礎建設和尋求傳記研究“中國方法”而作出扎實成果的著作。 這種以“坐冷板凳”精神盤查學科“家底”的做法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最新成果,其價值與意義毋庸置疑。 [33]

      除以上著作外,張劍和姚潤澤的《〈社友〉人物傳記資料選編》、祁志祥等人合編的《徐中玉先生傳略、軼事及研究》、管宏杰的《〈明實錄〉載名臣傳記考誤》、唐勝琴的《當代文學的史料發掘與文學史建構——以房偉的〈王小波傳〉書寫實踐為例》、艾翔的《傳記、選集和研究的集成——讀〈老舍自述(注疏本)〉》[34]等著作或論文從多方面展開對于“傳記與史料”關系的論析,豐富了傳記研究的文獻資料。

      年度趨向:總結、反思與建構

      對任何一個學科或藝術門類而言,總結發展歷程和學術成果,反思自身局限性,實乃常態,也是學科建設與發展中的重要一環。 本年度傳記研究領域此類綜論文章明顯多于往年。

      注重傳記史或學科史的梳理與總結。 魏雪和全展系統考察了四十年來自傳、回憶錄、評傳的寫作史及其取得的成績,細致考察了港臺地區及海外作家、橫跨現當代文學的老作家的傳記創作情況,并對當代傳記作家隊伍結構、當代作家傳記寫作熱動因作了學理探析,同時對其所展現出的精神性的缺失、為傳主諱而對于事實和歷史的回避與掩蓋、評價過高失實等弊端予以指陳。 [35]儲雙月[36]綜論中國傳記電影的“三次風潮”,追蹤、分析21世紀20年來中國傳記電影的創作現狀,最后在“問題與對策”一節中為中國傳記電影發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李朝全在一篇史論文章[37]中單列一節對20年來傳記創作成績及局限予以整體論析。 藏族學者增寶當周[38]對藏族傳記文學研究史進行梳理和評析,其開創意義自不待言。

      針對2019年度傳記研究情況的綜論。 全展的《2019年傳記文學研究著作盤點》[39],對2019年出版的傳記研究學術著作予以點評‍‌‍‍‌‍‌‍‍‍‌‍‍‌‍‍‍‌‍‍‌‍‍‍‌‍‍‍‍‌‍‌‍‌‍‌‍‍‌‍‍‍‍‍‍‍‍‍‌‍‍‌‍‍‌‍‌‍‌‍。 斯日和張元珂的《2019年度中國傳記文學研究發展報告》[40]對2019年中國傳記研究狀況予以全面總結和評析。 這種對年度學術現象、熱點、成績、局限的及時梳理與總結,對傳記創作、研究與學科建設大有裨益。

      針對中外傳記專題所作的研究。 賈彥艷和陳后亮的《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小說研究》(專著)專研18世紀英國“罪犯傳記小說”[41]; 郝蕊的《20世紀50年代歷史人物傳記電影的書寫邏輯》研究20世紀50年代歷史人物傳記電影的書寫邏輯,從歷史人物傳記電影的真實性和傾向性、傳主的詢喚意義、倫理和美學傳統顯隱,探討其影像背后的演進邏輯[42]; 吳航的《論宋明以來集錄碑傳的史學傳統》梳理宋明以來集錄碑傳的演變歷程,闡述其史學淵源、價值和意義。 [43]

      除上述成果外,本年度對經典傳記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成就斐然。 代表作有劉躍進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及其〈史記〉綜論》、張靜的《基于同情的浪漫認同——論雪萊傳記在20世紀20—40年代中國的接受》、趙珺宇的《何謂“好的”馬克思傳記——西方學者的馬克思傳記寫作個案考察》、杜媛媛的《梅林〈馬克思傳〉的法國之旅及其思想史效應》、王慶華的《論現當代學者對唐人傳奇作品范圍界定之困惑》、徐剛和胡鐵生的《自傳文學的真實性與美學價值——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里戈韋塔·門楚的自傳為例》、王成軍的《論保羅·德曼“解構”自傳話語模式的詩學價值及其倫理缺失》、張新璐的《梁啟超〈近世第一女杰羅蘭夫人傳〉的傳記策略與女性設計》、吳健瑋和賴誠斌的《詞帝之“冤”:李煜心理傳記研究》、劉暢的《桐城三祖傳記文研究》。 [44]這些論文涉及經典解讀、傳記史考證、接受史考察、文本理論等眾多研究領域,說明學者們對傳記學科的認識與把握已越來越科學、系統、全面,充分展現出持續的知識生產和學術自新能力。 而《史記》、馬克思傳記、心理傳記、接受史、話語模式、生命傳記、心靈自傳、民族傳記、自傳文學等關鍵詞高頻率出現于學者論文中,也一再表明,發生于傳記領域內的學術研究話題已躍居當代學術最前沿,從而為文學、史學或其他相近學科提供學術支撐。

      年度之殤:凋零的傳記批評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 ”作為文藝批評重要門類之一的傳記批評更是如此,責任重大。 但是,受傳記學科定位不清、人才隊伍建設遲滯、文章發表平臺少、傳記批評家專業背景殊異等諸多因素限制,傳記批評一直以來未曾進駐當代中國文學現場的中心地帶并有效、有力發揮其闡釋與引導功能。 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且需要面對的現實。 如今,面對年均6000部以上長篇傳記出版量,以及不計其數的中短篇傳記,作為及時跟蹤、闡釋與紹介傳記創作狀況的傳記批評呈現幾近失位、失語狀態。 這在2020年尤甚。 在四百多篇文章中,跟蹤并評介近期作家、作品或現象的評論文章區區二十多篇。

      2020年的傳記批評尚有以下三個“小亮點”:

      鐘南山傳成為關注焦點。 圍繞熊育群的《鐘南山:蒼生在上》、葉依的《鐘南山傳》,全展、斯日、袁恒雷分別撰文予以推介。 其中,袁恒雷的《鐘南山: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讀熊育群〈鐘南山:蒼生在上〉》、斯日的《論葉依〈鐘南山傳〉的多元敘事策略》[45]分別從人物塑造和敘事策略方面談了這兩部傳記的特色。 葉著在今年的爆紅,其主因在題材和時代聚合效應,即借助“鐘南山”萬眾矚目的抗疫英雄形象而瞬間形成熱點效果。 然而,一部傳記最終能否流傳于世,則不僅在于傳主本身的“含金量”大小,更在于文本品質如何。 兩部傳記,兩位作者,在同一年度同時進入評論家闡釋視野,并形成年度傳記批評的“熱點”,的確是近年來在傳記批評界發生的一個極為稀見的現象。

      傳記新寫法受到關注。 2020年約有十余部新近出版的長篇傳記進入評論家視野。 較有代表性的評論文章有:《傳奇人生的傳奇書寫——讀度陰山〈知行合一王陽明〉》(林成龍)、《一部填補傳記文學空白之作——評陳威〈班婕妤傳〉》(楊占平)、《施建偉〈林語堂傳〉的童年敘事與林語堂的文學選擇》(趙煥亭)、《后現代的城市別傳與“胡氏法門”——評胡野秋的〈深圳傳〉》(袁園)、《傳記文學的新寫法——讀〈大唐布衣郇謨傳〉》(杜學文)、《秉承〈詩經〉精神的草木傳記》(安守軍)。 [46]其中,作為一種新傳記樣態的城市傳記、專題史傳記、草木傳記被予以撰文評介,也是2020年傳記批評中一個新動向。

      脫貧攻堅和全民抗疫題材的傳記文學創作受到關注。 作為時代輕騎兵的報告文學及時而全面地展開對這兩大題材的書寫,與之同步,評論界也及時跟進、闡釋。 但其中有些本屬于傳記類的作品也被歸入到報告文學范疇予以評介,比如,桫欏、李炳銀、李一鳴、王春林分別撰寫《理想和信仰統攝現實——讀〈張富清傳〉》《〈張富清傳〉:為英雄立傳》《平視視角下的英雄人物》《非虛構的“張富清”》,對鐘法權的《張富清傳》展開評論。 [47]另外,在一些綜合性評論文章中——比如,張留勛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非虛構”寫作的探索與突破》、鄭夢琛的《非虛構寫作平臺內容生產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考察》、范玉剛的《高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現代文明理念——抗疫文藝的家國敘事與大國擔當》[48] ——也有不少抗擊疫情題材傳記作品被納入進“非虛構”范疇予以論析。 [49]

      傳記批評是傳記各分支中最薄弱的領域。 用失語、凋零來形容2020年傳記批評現狀,并非言過其實。 缺乏專業組織和系統建設,致力于傳記批評的人員寥若晨星。 包括今年在內,傳記批評幾近缺席,這是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現象。 沒有傳記批評,何來傳記作品歷史化、經典化? 這種尷尬局面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未來的時間,傳記批評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境況。 鑒于此,我們覺得,目前亟待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積極推進人才隊伍建設。 加強傳記文學評論工作,首先需要人才隊伍,這是常識。 其實,當代中國傳記研究界并不乏大學者和斷斷續續進入該領域的青年才俊,但會做學問者并不一定適合從事傳記批評,后者更需要情懷、學養、眼光、悟性和勤奮。 這和從事小說、詩歌、散文等評論工作的批評家并無差異。 如何培養人才? 學徒制、研究生培養均是有效途徑。 從事傳記寫作和研究者都有師門傳統。 因此,依托現有各研究中心、院所碩士和博士點,加大、加快傳記批評人才培養,是切實可行之路。

      第二,加大學術交流平臺建設。 識別、闡釋并向讀者推介精品力作,發現、培植、推進作品經典化進程,本是傳記批評職責所在,但這一切都依賴于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學術平臺建設。 目前提供給傳記批評家發表和交流的平臺非常有限。 因此,期刊發表平臺的建設、學術中心的建設即變得極其重要。 [50]

      第三,構建新時代傳記批評模式。 為推動當代傳記創作,為全面、深入探討傳記批評問題,圍繞如何構建新時代傳記批評模式這個主題,有些事關“傳記批評”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實踐方法必須予以重視和解決。 無論針對中國傳記批評史、傳記批評理論、傳記批評方法的研究,還是針對當前優秀傳記作家作品,創作現狀、動態、思潮所作的研究,都應當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批評模式。 目前最為緊迫的是,相關建設首先要切切實實地去推動。 作為新成立的專業研究中心,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已在有效推進傳記批評工作方面做出開創性的舉措,如2020年12月23日,該中心面向全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發出《如何構建新時代傳記批評模式》征稿啟事,已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影響‍‌‍‍‌‍‌‍‍‍‌‍‍‌‍‍‍‌‍‍‌‍‍‍‌‍‍‍‍‌‍‌‍‌‍‌‍‍‌‍‍‍‍‍‍‍‍‍‌‍‍‌‍‍‌‍‌‍‌‍。

      結語

      2020年是傳記研究的收獲之年。 一個顯而易見的明證是,高水平論文和專著數量遠多于往年。 有三個表現突出的方面:一、從現象到熱點,傳記研究與社會發展密切關聯,并以其自身實踐顯示了在新時代的不可或缺性。 對傳記學科、中西傳記創作異同和科學家傳記創作史的梳理與綜論、對魯迅傳創作與傳記中醫學敘事的關切與討論、對馬克思傳和雪萊傳接受史的學術考察以及對“殘雪之謎”的探析,均可說明傳記研究一直就是及時而富有深度地參與并試圖解決時代問題或人文社科領域內懸而未決命題的急先鋒。 二、從基礎理論、傳記史到傳記史料整理,傳記研究均取得不俗成就。 從“片傳”與“回憶錄契約”概念的提出,到年譜編纂理論與傳記史料問題的科學闡釋; 從作家傳記寫作理論與方法的探析,到帶有史論性質的傳記史或思潮的研究,均可表明,2020年度傳記研究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為近些年來所少見。 三、傳記研究方法“中國化”得到普遍認同。 探索和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學術話語體系和研究方法亦有新收獲。 [51] 2020年為什么會成為傳記研究收獲之年? 原因似也不難理解:疫情肆虐,蔓延全國,學者們不得不自我封閉,這也給予他們以充足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傳記研究。 大家安心做學問,回報就成為必然。 然而,當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各自“躲進小樓成一統”,特別是當傳記研究變為學者個人愛好的呈現,缺乏對社會與當下的關注時,傳記批評自然迎來其冰點。 在當前包括傳記批評在內的文學批評被委以重任、寄以希望的大背景下,2020年度傳記批評以凋零或近于缺席的境況收場,亦讓我們從“收獲之年”中生成一種內在隱憂。 如何推進新時代傳記批評,顯然需要學術界共同努力。 重提這個話題,不只是一種帶有情懷與擔當使命的說辭,而首先是一種切切實實的現實需要——它事關創作進退,也關涉學術興衰。

      注釋:

      [1]統計截至2021年1月23日,時間后延,相關數據也將有變。 在中國知網上以“傳記”為主題詞檢索,顯示總發文量為744篇。 (注:這個數據包括期刊、報紙、會議、年鑒、書籍及其他未在紙媒發表論文數的總和)與2019年的945篇相比,2020年總發文量少了二百多篇。 其中,學術期刊論文由去年的321篇降為今年的275篇,報紙上的評論文章由去年的36篇降為今年的26篇,研究生論文由去年的231篇降為139篇。 (注:這個數據會隨著各高校陸續上傳至中國知網而不斷攀升)

      [2]山東大學劉暢的《桐城三祖傳記文研究》是2020年國內唯一一篇以傳記為研究對象的博士學位論文。 “桐城三祖”指方苞、劉大櫆、姚鼐的合稱。 按照劉暢統計數據,三位傳主傳記文分別有218篇、93篇、169篇,共計480篇,涉及墓志、碑、傳、行狀、逸事等多個文體。 在談及傳記文價值時,他認為,“桐城三祖”的傳記文不僅具有史學價值,還有思想內涵和文學特點,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同時,在對“桐城三祖”傳記文的研究中也可以總結出我國古代傳記文寫作的經驗以及傳記文發展過程中繼承與創新的情況。

      [3]分別是張立群的《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版)和《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8月版)、張劍和姚潤澤的《〈社友〉人物傳記資料選編》(上?茖W技術出版社2020年12月版)、賈彥艷和陳后亮的《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小說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版)、孟國棟的《石上人生: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志銘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版)、馬強的《出土唐人墓志歷史地理研究》(科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祁志祥等人的《徐中玉先生傳略、軼事及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7月版)、王炳根的《冰心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版)、曹革成的《端木蕻良年譜》(春風文藝出版社2020年3月版)、鄒理的《周立波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亓鳳珍和張期鵬的《趙德發文學年譜初編(1955—2019)》(山東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版)、王剛的《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遙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版)、薛龍春的《王鐸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20年10月版)、李經國的《錢大昕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20年11月版)、劉丹和鄒建鋒的《明代心學先驅吳康齋先生年譜》(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2月版)、魏武和姚沐的《王個簃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12月版)、周道振和張月尊的《文徵明年譜》(中華書局2020年11月版)、李劍亮的《吳熊和學術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衛洪平的《張瑞璣先生年譜》(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1月版)、張斯琦的《余叔巖年譜》(中華書局2020年2月版)、肖志兵和孫芳的《沈葆楨年譜》(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崔銘的《張耒年譜及作品編年》(同濟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2月版)。

      [4]四期學術論壇舉辦情況簡介如下:第一期論壇為“理論與方法:科學家傳記創作及其得失”。 在論壇上,全展、李朝全、斯日、胡喜云、劉春榮、張元珂、陳文璟等來自學術界、傳記作家與出版界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全面、深入研討。 大家一致認為,一方面,中國當代科學家傳記創作迎來歷史最好時期,作為傳記文學一個分支門類的“科學家傳記”,其從“寫什么”到“怎么寫”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另一方面,當前此類寫作也存在一些問題,遭遇一些困境。 因此,如何認知和破解這些問題或困境,也就顯得相當緊迫而重要。 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 第二期論壇為“誰才是魯迅? ——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記創作”,王錫榮、廖久明、劉永春、朱旭等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參會,大家一致認為,魯迅傳一直是國內傳記領域最炙手可熱的品種之一。 這個熱度,從魯迅還在世時開始,至今未曾減弱。 傳達時代精神一向是傳記文體素有功能,不同時期魯迅傳也呈現出所處時代的鮮明印跡; 諸多版本魯迅傳代表了目前國內傳記寫作水平,因此其中所折射的問題也較有代表性。 第三期論壇為“要問東與西:關于中西方傳記創作異與同”,趙白生、劉佳林、張立群、梁慶標、張元珂、帥雯霖等來自全國高校研究機構的二十多位專家學者就此話題展開深入探討、交流。 大家認為,中國是傳記古國,也是傳記大國,傳記在中國古代形成了自身完整的歷史。 現代意義上的傳記文學則是在借鑒西方傳記傳統基礎上,經由梁啟超、胡適、郁達夫、朱東潤等學者的倡導和實踐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新文體。 它與西方傳記傳統關聯甚深,但在具體創作實踐中、在理論與方法上也并非完全“西方化”。 然而,由于中西方傳記在歷史淵源、文化觀念、具體實踐上都存在重大差異,從而生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傳記景觀。 第四期論壇為“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傳記方法的當代意義及考古新解”,為紀念司馬遷誕辰2165周年、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而舉辦。 論壇上,楊正潤、俞樟華、張新科、陳曦、王成軍、孫聞博、孫文起等來自全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圍繞這一話題展開了深度研討。

      [5]本專題共發表五篇文章:《傳記文學課: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斯日)、《在歷史與文學之間——中國〈史記〉研究會名譽會長韓兆琦先生訪談錄》(韓兆琦、斯日)、《我與傳記文學有緣》(陳蘭村)、《我與“生命寫作”》(楊正潤)、《國際傳會:傳學家的搖籃——〈白生自白〉》(趙白生)。

      [6]浙江師范大學俞樟華教授以申報和主持 “傳記學科碩士點”為例,詳細分析了這一學科目前發展狀況,指出學科發展遭遇人才困乏,留不住人,學科被邊緣化,財力、物力支撐嚴重匱乏等困境。 荊楚理工學院全展教授以自己主持《荊楚理工學院學報》“傳記研究”專欄和從事傳記研究與教學的切身經歷為例,認為當前從事傳記批評的學者少,這與學科不受重視有關,人才培養跟不上。

      [7]葉立文、王崯:《知人論世、以人代史與心史建構——武漢大學現當代文學的傳記寫作傳統與學科建制》,《長江學術》2020年第3期。

      [8]張立群:《東北現代作家傳記寫作的現狀與問題——兼及一種研究的新角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1期)和《中國現當代詩人自傳論析——從歷史到文本實踐》(《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9]分別發表于《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歷史檔案》2020年第4期、《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3期、《學術探索》2020年第10期。

      [10]分別發表于《古典文學知識》2020年第6期、《宗教學研究》2020年第3期、《現代傳記研究》2020年第1輯、《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0期、《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20年第2期、《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現代傳記研究》2020年第1輯、《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20年第4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9期。

      [11]分別發表于《中國圖書評論》2020年第4期、《傳記文學》2020年第11期、《傳記文學》2020年第11期、《科普創作》2020年第3期、《自然辯證法研究》2020年第11期、《華夏文化》2020年第2期。

      [12]分別發表于《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池州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現代傳記研究》2020年第1輯、《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3期、天津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論文、遼寧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論文、《中國圖書評論》2020年第5期、《現代傳記研究》2020年第1輯。

      [13]分別發表于《中國新聞廣播電視報》2020年6月30日、《傳媒論壇》2020年第3期、青島科技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20年第9期‍‌‍‍‌‍‌‍‍‍‌‍‍‌‍‍‍‌‍‍‌‍‍‍‌‍‍‍‍‌‍‌‍‌‍‌‍‍‌‍‍‍‍‍‍‍‍‍‌‍‍‌‍‍‌‍‌‍‌‍。

      [14]以上觀點摘自張立群在2020年12月1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第三次論壇“要問東與西:關于中西方傳記創作異與同”上的發言。

      [15]黃皓明:《中西文化差異下的傳記闡釋——以BBC傳記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為例》,《傳記文學》2020年第11期。

      [16]劉曉:《中國詩人故事的“他者”講述——解讀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國電視》2020年第10期。

      [17][美]克雷格·豪斯:《片傳與傳記環境——見微知著》(英文),《現代傳記研究》2020年第1輯。

      [18]廖久明:《一篇存在細節錯誤的回憶錄——〈藤野先生〉論》,為其2020年11月17日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二期傳記文學論壇上的發言。

      [19]徐洪軍:《回憶錄的概念及其范疇》,《東吳學術》2020年第1期。

      [20]“第一,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傳記作者和傳主必然通過一定的社會關系聯系起來; 第二,傳記敘述文體的特征使參與進文本的作者和表征為文本形象的傳主之間可以是互為掌控關系,也可以是平等的對話關系; 第三,在傳記這一完整的審美活動體系當中,傳記作者與傳主還存在價值‘親緣’關系和價值‘分立’關系。 ”馬洛丹:《生命與生命的雙向互動——傳記的作者與傳主關系建構》,《現代傳記研究》2020年第1輯。

      [21]鮑磊:《布迪厄論 “傳記幻覺”:意義及其限度》,《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22]本觀點摘自劉佳林在2020年12月1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研究中心舉辦第二期論壇“要問東與西:關于中西方傳記創作異與同”上的發言。

      [23]樊露露:《中國傳記電影敘述者講述機制與傳主身份建構》,《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24]“‘傳記’需要在不斷歷史化和以結合當前實際的方式確證自身,這種涉及傳記所處時空狀態和自身流動性的認知邏輯,不僅需要我們重視傳記本身已形成的傳統,而且需要運用發展的眼光,結合傳記的創作實際理解傳記的本質,從而分析問題。 ”張立群著:《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頁。

      [25]參見《論魯迅傳寫作中的文體問題》(《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0期)和《論張立群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傳記史料輯錄與研究——兼及理解“傳記文學”屬性的一種方法》(《藝術廣角》2021年第1期)兩篇文章。

      [26]他那種“充分重視對殘雪個人經歷的梳理,并以此作為傳記批評的材料,試圖從中發現,影響殘雪的創作風格與審美傾向的內驅力作用,豐富現有的殘雪研究”的做法,不僅與中國古代“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文學批評方法有著一以貫之的承繼關系,還對作為一種現代學術研究方法的“傳記批評”如何參與文學研究活動作了一次精彩示范。 江濤:《作為研究方法的“殘雪傳記”——一種破譯“殘雪之謎”的新路徑》,《現代傳記研究》2020年第1輯。

      [27]史光輝、張菁洲:《中國古代年譜體制的形成與發展》,《中華文化論壇》2020年第5期。

      [28]武新軍:《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問題與對策》,《文藝研究》2020年第3期。

      [29]張東旭:《主體性情·社會意識·文學史意義——論當代重要作家年譜編撰中資料取舍的若干問題》,《東吳學術》2020年第3期; 王杰:《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學術啟示及編撰規范問題——基于當代作家年譜著作(二〇一六-二〇一八)的考察》,《東吳學術》2020年第3期

      [30]何素雯、閔定慶:《試論歷代曾鞏年譜撰作的學術價值——兼及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年譜義例”》,《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31]分別發表于《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6期、《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內蒙古民族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2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1—3期、《東吳學術》2020年第3期、《東吳學術》2020年第1期。

      [32]目前,《東吳學術》《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等學術期刊均設有專欄,定期或不定期刊發年譜類文章; 各級社科基金項目也極大強化了年譜類著作的資助力度,所以,在未來幾年,以文學年譜、作家年譜為代表的各類年譜將會呈現大幅增長態勢。 這對人物傳記創作提供了堅實有力的支撐。

      [33]在中國現當代傳記文學研究領域,張立群有關現代詩人傳記、東北現代作家傳記的研究,特別是有關傳記版本輯錄和史料問題的深研都碩果累累,引人矚目。 他在這一領域內不斷開疆拓土,截至2021年2月,其最終成果為三部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東北現代作家傳記的史料問題研究》《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 他的研究具有突出的理論意識,但思維與方法都是偏于“中國化”或“本土化”的實踐; 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但對一系列“史料問題”的發現與提出無不來源于具體實踐,即如作者所言:“從傳記文學自身尋找新的學術生長點”; 有發揚學科學術傳統的自覺意識和行動,但更側重繼承后的理論創新,即著力探尋獨具本土化特色和創新性的史料理論、方法。 相關論析詳見張元珂《論張立群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傳記史料輯錄與研究——兼及理解“傳記文學”屬性的一種方法》,《藝術廣角》2021年第1期。

      [34]分別發表于上?茖W技術出版社2020年11月版、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7月版、《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傳記文學》2020年第1期、《民族文學研究》2020年第4期。

      [35]魏雪、全展:《改革開放40年“當代作家”傳記綜論》,《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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