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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論文

    “當代性”與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視域下的文學批評與闡釋

    時間:2021年01月24日 所屬分類:政法論文 點擊次數:

    緒言2019年,我在撰寫當代性概念進入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語境中所遇到的瓶頸問題時,并沒有預料到2020年整個世界會發生如此巨大的人類災難,以及這一災難所帶來的全球范圍內的意識形態的劇烈震蕩。所以,重新考慮當代性內涵和外延的建構,以便讓其更有普

      緒言2019年,我在撰寫“當代性”概念進入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語境中所遇到的瓶頸問題時,并沒有預料到2020年整個世界會發生如此巨大的人類災難,以及這一災難所帶來的全球范圍內的意識形態的劇烈震蕩。所以,重新考慮“當代性”內涵和外延的建構,以便讓其更有普適性和更加適用于中國國情,應該成為我們重新厘定與思考“當代性”價值理念的一個前提。西方所提出的“當代性”概念與中國語境下的“當代性”概念既有共通性,亦有差異性。

    馬克思主義

      但是,經過2020年世界范圍內的疫情傳播,人類的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紊亂、逆轉和抵牾,原來從單一到多元的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敘述交流話語已經紊亂,甚至連理論家都無法用自洽性理論去闡釋現實世界的突變現象,人類面臨的是無法從以往的文化理論中尋找到現實世界的答案。意識形態的背離與抵牾,讓人類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找不到歸屬感,友情、親情和愛情可以在一個相悖的觀點中分崩離析。在這場人類浩劫中,可怕的不是瘟疫本身,而是瘟疫流行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的巨大裂痕與沖突。如何解決這個災難性的文化命題,應該是包括文學在內的所有人文學科均需積極參與討論的世界性問題。

      如何從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角度去建構具有真理內涵的“當代性”價值理念,是擺在我們面前刻不容緩的文化與文學命題,也是包括作家和批評家在內的每一個人文學者義不容辭的職責和義務。如何運用偉大的哲學理論來重新認識這個熟悉的陌生世界呢?這不僅是政治社會的大事,也是我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闡釋應該解決的問題。竊以為,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來解析這個世界的劇變,同時用這樣的觀念來闡釋“我們的時代”的一切文學現象。

      鑒于此,針對當下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學闡釋脫離哲學本體的方法論,我認為這無疑是消解了批判哲學對推動歷史,也是推動文學進步的巨大杠桿作用。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技術化和庸俗化的后果,就是把思想停留在“物質”的闡釋層面,是對哲學“精神”的放棄,這種放棄對我們在“現代性”的基礎上建構“當代性”顯然是不利的。我并不想也沒有能力從哲學層面去奢談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的原理及運用方法,我只想就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對當下中國文學批評闡釋和文學創作的指導意義做出一些價值判斷,在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書籍的零星閱讀中尋覓思想的火花,以求從中獲得某種意義和方法的啟迪,為當下中國的文學批評與闡釋尋覓一味良方妙藥。

      一毋庸置疑,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依靠批判哲學作支撐的,文學批判功能的喪失意味著文學機能的衰退,雖然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命題,卻是我們的文學批評和文學闡釋無法逾越的障礙;仨倌晡膶W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幅幅圖景:在蘇聯,沒有“解凍文學”的興起,就不會有文學的復蘇;在中國,沒有“傷痕文學”的勃興,就不會開啟中國文學逐漸融入世界文學的潮流,從而獲得一席之地。批判哲學作為一個社會學、政治學的武器,顯然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而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領域里,一旦缺少了批判哲學的元素,文學的天空也會因充滿輕浮的云霓而變得虛無縹緲。

      而我們從西方近期建構文學的“當代性”理論框架中尋覓到的核心理念就是,“當代性”超越了“未完成的現代性”中稀缺的“真理性”的外延與內涵,恰恰在這一點上,它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觀念是高度吻合的。我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從當下的時間維度上來看,它是“未完成的現代性”,而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里,又是充分的“當代性”的哲學政治批判的全方位介入,同時也是對文學和文學批評與闡釋做出的直接或間接的批判性介入。顯然,這種介入的意義與當下西方闡釋學中的“當代性”理論建構是有著許多共通之處的,這就是“當代性”理論所提出的“我們的時代性”口號的精髓所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批判無疑就是那個時代的“我們的時代性”的理論模式和方法論,所以,它不僅覆蓋了歷史和當下,同時還指向未來,這恰恰就是“當代性”理論至今還有生命力的原因。

      毋庸置疑,始于18世紀———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盛行的年代———的“現代性”,在歷經200多年后,已經覆蓋所有“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歷史及當下的文化時間和空間,當然也在客觀效果上淹沒了“當代性”概念闡釋的影響力,因為那時使用的“現代”時態在英文單詞里就是涵蓋所謂“當代”時態的。在文學論域內,“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都是指向當下意涵的表述形態,這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歷史學闡釋。如今,盡管西方的學者力圖將“當代性”與“現代性”“后現代性”區分切割開來,以期對“我們的時代”的文化和文學做出新的闡釋,但是許多學者還是將它與“現代性”混用,因為那個著名的“未完成的現代性”論斷從骨子里已然把“當代性”的時空概念統統強行收納進了“現代性”之中,使之成為一個無限延長的文化拷貝術語。也許西方學者一再強調“我們的時代性”含義是指向三個層面:“其一,當代性具有‘我們的時代性’,即作者出生以來的這個時代的獨特性質。

      其二,各個時代的文本在‘當前’共同存在并進入讀者視野的共存性。其三,指不同時代的作者、不同時代的作品‘一直活著’的特性,即生命的存在性。”①但是這種論斷的影響往往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從當下中國的文化語境,乃至世界格局的文化與文學語境的突變來看,這三個層面的問題的確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理論問題,也是值得探究的現實人文命題,也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方法緊緊相連。

      無疑,這三個理論層面的前提就是如何看待“我們的時代性”,即“當代性”在文化時空中的定位與定性。我以為,與“現代性”不同的是,西方學者把“當代性”的時間壓縮到了“作者出生以來的這個時代的獨特性質”這個有限的時空中,就是要強調作者對歷史過程的“親歷性”。作為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作者,當然也包括批評闡釋者,并非只是通過文獻的轉述和他者的描述所得出的結論來對一切“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件做出描寫和判斷,“我們的時代性”正是通過作家和批評家自己肉眼看到的東西,經過縝密的思考和選擇做出文學的描摹和價值的評判。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理論文章來看,他們都是遵循著這樣一種對即時性的事件做出迅速反應的原則。

      當然,伊萬諾娃所說的“當代”的“不斷延異性”的悖論恰恰就是指“現代性”在二戰后不斷延續的理論弊端:“每一個作者所處的時代都會有那個時代的特點,如果他活著的時代稱作‘當代’,而那個時代所具有的特點叫‘當代性’,那么,‘當代’這個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發生所指內涵的變遷,使‘當代文學’內涵與其名稱之間存在著悖論。如果二戰后期到新世紀末這一段時間屬于‘當代’的話,那么,這個當代就成了一個無限延伸的東西。”①在這一點上,我所要強調的則是“當代性”區別于那個不斷在延續的“未完成的現代性”。用詹姆遜的延伸觀點來說,就是“當代性會將歷史作為在場的對立面通過共存的機制保證歷史的在場性。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性歷史,而現代性卻是歷史的現代性。因此,近年批評家力圖擺脫現代性的這種游離性,強調當代性作為活著的正在存在的意義”。②

      首先,“當代性”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性歷史”與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并不完全相同,雖然“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變成現在的”③與我們主張的“當代性”歷史觀是相似的,但是,其中缺失的則是對現實歷史中所涵蓋的真理性標準,即主客觀世界共存在場的原則。它要彌補的正是“現代性”在啟蒙運動中一直運用的那種陳舊的認識論,其所忽略的正是“當代性”論斷的核心問題:“不是歷史優先于當代,不是未來高出于當代,恰恰相反,當代使歷史成為真理,當代使未來成為現實。”④

      所以海德格爾的“此在性”在這里才有了“當代性”的哲學意義。將歷史作為真理才是“當代性”闡釋一切的本質,它所強調的“真理性”不僅涵蓋“當下”和“過去”,而且還指向“未來”:“總之,當代性意味著此在生存的連續性在場,是異質、多元、多維度的歷史和未來統統聚集到現在的一種并列、交媾、矛盾、變異、升華的連續過程,是作者的當代性、作品的當代性、語境的當代性和讀者的當代性共存一個時空體的文學本質與范式的統一。”⑤

      正是這種“共存一個時空體的文學本質與范式的統一”,有充分的理由讓“當代性”走進當下文學批評對現實世界文化與文學的“有限闡釋”和“無限闡釋”中。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在文學分析時留下的“歷史的必然”經典論斷的延展與合理闡釋。在“當代性”中需要“力圖擺脫現代性的這種游離性,強調當代性作為活著的正在存在的意義”是指“現代性”只是歷史的“現代性”,而并不指向“共時性”的當下,更不指向未來,從本質上來說,它是“游離”缺失于真實在場的歷史的。它不能像“當代性”那樣作為一種“活著”的“此在”進入歷史情境中。

      這也是恩格斯給予巴爾扎克那樣的現實主義作家崇高評價的真正原因。譬如在中國,我們所指的“當代性”就是指中國百年來所使用的“現代性”,但在“未完成的現代性”的延長過程中發生了歷史背景的突轉和文化的不適癥后,用“現代性”的觀念和方法已然不能闡釋當下許多新的文化與文學現象了。“現代性”雖然沒有完全消亡,亦如陳曉明先生提出來的“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但是其理論的再造功能已經逐漸喪失,在與現實世界的對話中失去了它即時性判斷的優勢,于是,尋找一個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論術語,賦予它闡釋當今時代突發文化與文學現象的新內涵和新功能,應該成為我們建構永遠“活著”的“當代性”使命的理由。所有這些實質性問題,我們都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批判中找到可尋的答案。

      二從“當代性”視角來看中國當下的文學形勢,我們面臨的仍然是兩個向度的批判哲學悖論。首先,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對資本社會的批判,具體到文學界,即商品文化泛濫現象已成潮流。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資本對中國文學每一個毛孔的滲透所造成的墮落現象,在30年的積累過程中已然成為一種常態,這種滲透有時是有形的,有時是無形的,但卻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商品文化的侵襲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是與其他意識形態媾和在一起,從無意識層面對人的大腦進行悄無聲息的清洗。其次,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文學應該反映“歷史的必然”的批判向度在這個時代已然逐漸消逝。在現實生活題材作品中看不到“歷史必然性”的現實走向,而在歷史題材作品中也看不到“歷史必然性”的脈絡,歷史被無情地遮蔽也已經成為作家消解生活的一種常態,而文學批評者也在順應潮流的語境中失語,形成順其自然、閉目塞聽的慣性。

      三也許我們對這三種從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里提取的“當代性”元素還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運用在中國文學批評與闡釋之中還不太習慣,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批評家和評論家早已棄之如敝屣了,因為它的哲學思想和方法往往會被文學史上歷次政治運動的霧霾所遮掩,而如今的年輕批評家和評論家已習慣了為文學唱頌詩的寫作模式,至多就是板著面孔玩一些中產階級的貌似公允嚴肅的情調,在遍地頌歌的旋律之中,一俟有了不和諧的批判聲音,他們就會覺得刺耳,如果像馬克思所持有的那樣尖銳和直接的批判態度,恐怕就會招致非議和不屑,認為這是冬烘先生的舊賬本。殊不知,馬克思早就預言:“批判沒有必要表明自己對這一對象的態度,因為它已經清算了這一對象。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②

      也許,“清算”“批判”的理性加上“憤怒”“揭露”的感性而構成的馬克思主義一針見血的批評方法還不適應于我們的文學批評與闡釋的氛圍,幾十年來的文學批評闡釋軌跡從來就不以這樣的方法作為批評與闡釋的坐標,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切人文學科都是以“大批判”為主導,在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語境中,這種批判哲學才被歪曲發揮 到了極致,以致后來成為被人們所詬病的批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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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切不可因為這種批判哲學的方法被某種專制權力利用過,就棄之如敝屣,而放棄了使用最有活力的批判哲學的批評方法。正是因為有人把某一種理論當作“永恒的真理”,而不是在“永恒理性的深處”去不斷發現隨著時空變化而發展著的“真理”,所以才把真理庸俗化和專制化了,以至于在文學批評與闡釋的領域內消弭了尖銳的批評闡釋風格。我們提倡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其歸根結底就是要堅持“永恒的理性”,唯有此,我們才能在“當代性”的語境中不斷發現真理,修正真理。

      借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理論和方法,呼喚批判哲學的文學批評與闡釋,也許是拯救“我們的時代”文學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建構具有全新意義的“當代性”的前提。作為“我們的時代”文學批評與闡釋學更新換代的方法論,如果我們能夠汲取前人理論的經驗,從中尋覓出適合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批評與闡釋的新理論和新方法,我們就沒有理由對文化與文學的語境失望。

      作者: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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