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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論文

    芻議新時代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路徑

    時間:2021年08月28日 所屬分類:政法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成形既是法學學科學術思想、學術范疇成熟的外在表達,也是特定國家法學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的體系化建構。就新時代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而言,必須把握中國時代法學體系四個維度,以鉤沉傳統法律文化與把握中國現實國情、

      摘要: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成形既是法學學科學術思想、學術范疇成熟的外在表達,也是特定國家法學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的體系化建構。就新時代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而言,必須把握“中國”“時代”“法學”“體系”四個維度,以鉤沉傳統法律文化與把握中國現實國情、提煉新時代中國特色法治建設核心范疇、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法律文明成果作為基本的建構路徑,同時在技術層面上,要促成法學學術概念、范疇表述的體系化。

      關鍵詞: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法治中國

    法學論文

      就一個國家法學的影響力而言,能否形成自成一體的學術話語體系,無疑是個中最為重要的前提之一。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成形既是法學學科學術思想、學術范疇成熟的外在表達,也是特定國家法學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的體系化建構。由此,“新時代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起碼包含四個基本的維度:一是“中國”的,這意味著我們所要構建的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必須體現本國國情,借鑒傳統文化,總結法律實踐與法學研究的新成果,提煉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概念、法學范疇和法學理論;二是“時代”的,“新時代”界定了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的時間維度。

      法學論文范例: 基于我國法學領域的法律邏輯研究綜述

      因而必須立足于新時代的法治中國建設方略,勾勒凸顯時代精神和時代特征的法律名詞,創新法治中國建設的法治思想與法學理論;三是“法學”的,法學雖然與其他學科門類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關聯密切,但作為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它又必須有自己所特有的核心范疇、根本理念和原理理論,否則即可能淪為依附性和同質性的學科;四是“體系”的,體系表明學術話語體系不是單個創新的概念、范疇或理論,而是相關概念、范疇能夠成為一個結構嚴謹、內容完備、相互補充的理論體系。毋庸諱言,自清末改制以來,中國的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還主要是西方法學理論的譯述和移植,當前,亟須建構、發展和完善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且具有獨立地位的中國法學話語體系。至于如何建構新時代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本文提出幾個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名流方家。

      一、鉤沉傳統法律文化與把握中國現實國情

      要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就必須立足中國。這個中國既是歷史的中國,也是現實的中國。為此,要深入挖掘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中尋繹建構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的本土資源。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意見》,內中就明確指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傳承中華法系的優秀思想和理念,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民為邦本、禮法并用、以和為貴、明德慎罰、執法如山等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精華,根據時代精神加以轉化,加強研究闡發、公共普及、傳承運用,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中華民族有幾千年連綿不絕的文化,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而構成中華文化傳統之一的法律文化與法律思想,同樣也以“中華法系”這一總體名稱影響古代東亞諸國法律并融入世界法律文明史之中。

      固然,在中國近代,隨著清末改制而導致的與傳統法律的割舍,制度上多參照大陸法系而建構起近現代型的新型法律制度;然而,歷史并不會隨著新制的出現而消失得無影無蹤,隱含于制度中的法律經驗與法律技藝同樣可以為今天的我們所繼承。同樣重要的是,只有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才會成為富有特色并值得尊重的國別法學。這一意識在民國時期即已發軔,蔡樞衡先生的一段話,就可以視為中國學者在法學上的自覺:“自然科學可以移植,法學則不可抄襲。法為國家社會組織之一形式,與本國現實社會有不可分離關系。法學不出于翻譯抄襲之境地,是謂法學亡國;所謂法學文化亦即殖民地文化之別名。

      今后中國真正的法學文化之建設,似應以法學之國家的民族的自覺或覺醒為起點。”①這一言論,典型地代表著那一時代先進的知識分子不滿足于翻譯、介紹西方學者的法學著述,而力求與本國國情結合,推演中國法律固有的法律文化并以此作為建設新法的基礎。著名學者張東蓀先生也有類似言論,他指出:“蓋法制與法理,非存于抽象之空論,乃實在具體之事實中焉。非徒為名理之正確,亦必實際之有效。易言之,即法度必適乎國情也。

      國情則由歷史而知,歷史示人以將來之趨勢,且示人其結果之將增將減,更以異時異地之現象,為之對比而證明。”②此言頗有歷史法學派“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一語的哲理意味。當然,只重視歷史研究尤其是本國史研究一途,固然不是法學研究的唯一路徑,但數典忘祖,不知本國固有法律傳統和法律文化,同樣也不足取。中國傳統中的諸多優秀法律理念,很多已在當代中國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中得以體現,如贍養扶助父母作為子女的法定義務,“親親相隱”原則化為“親屬作證豁免權”而規定于刑事訴訟法中。不僅如此,特別要提及的是“法理”這一為中國先人所獨創的法學概念。

      在今日,海峽兩岸的法律學者都認同法理是法律的基本原理,如王澤鑒先生云:“法理,指自法律精神演繹而出的一般法律原則,為謀社會生活事物不可不然之理,與所謂條理、自然法、通常法律的原理,殆為同一事物的名稱。”③將法理置于與自然法相當的地位,可見這一概念在學者心目中的分量。

      但是,法理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法學名詞,早在東漢時期,就有了“法理之士”“明達法理”的言說。④南齊時孔稚珪所言“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⑤更直接將法理作為治國的根本依據。自此以后,中國歷史上法理的言說不絕如縷,直至在民國制定民法典時,徑直將法理作為法律的淵源之一;而當時頒布的立法理由書對法理也進行了極為中國化的表達:“法理者,乃推定社會上必應之處置,例如事親以孝,及一切當然應遵守者皆是。”⑥可見,法理在古代中國業已成為固定的法學詞組,用以指稱法律及其背后蘊含的原理、道理。

      正因如此,自張文顯老師發表《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注》⑦并推動“法理研究行動計劃”以來,圍繞“法理”的探討業已成為當代中國法學研究的時尚,法理學界以及部門法學的諸多學者紛紛參與,著書立說,相關成果蔚為大觀。這既是對中國傳統上以理說法、以理證法傳統的延續,也是發掘本土資源建構學術話語體系的范例。自然,在重視中國傳統法律優秀文化的同時,腳踏實地地開展對本國現有制度的敘述并提煉出相應的學術話語體系則更為重要。

      “盡管存在著法律全球化或全球法律化這樣的時代背景,我國法治話語仍然必須以當代中國社會為具體場景,以中國的實際國情為基本條件,以解決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為目標和使命。”⑧法學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任何國家的法學都是以本國的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依此而論,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就必須從具有中國國情的法律制度中尋找、演繹相關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范疇。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是人類制度文明史上的偉大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制度體系,具有顯著優勢”。⑨

      實際上,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政治協商制度等,都極具中國特色而需演繹為具有中國元素的法學概念和法學范疇。在這其中,“協商民主”就是一個可以用來標識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重要范疇,它既不同于由人民直接決定國家事務的直接民主,也不同于西方以議會為基礎的代議民主,而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討論和商量就重大問題取得最大共識的合作式集體決策模式。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所作的闡發那樣,“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進程,源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后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實現的偉大創造,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體制上的不斷創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瑏瑠所以,法學研究者們應仔細研究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究竟與域外制度有何區別、有何優勢,在理解的基礎上從這些制度、經驗中勾勒出新的法學概念、法學范疇。

      二、提煉新時代中國特色法治建設核心范疇

      中國正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事業,而“新時代”則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時代背景。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描述,新時代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瑏瑡在新時代下的法治中國建設,就是要為這一時代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更好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實際上,在黨的文件有關新時代的敘事中,其中涉及的法律議題,就有諸多需要我們去提煉、概括的新概念、新范疇,以下我們以“美好生活”“以人民為中心”“社會公平正義”三個主要內容為例,來對之加以說明。一是作為法律目的的“美好生活”。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概括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瑏瑢在現代社會,法治是治國理政的不二法門,也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主要手段,對于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言,法治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梢哉f,在當代中國,法律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確保人民對美好生活需求的實現。為此,要通過法治的平等原則確保人人擁有平等的人格、規定人人相同的地位以及設定人人同樣的法律機會,為人的尊嚴感的達致奠定基礎。

      人民福祉是法治的根本目標,要通過法律制度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確保不同群體之間資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地域發展上的互補互助,以此增強人民的幸福感。就公平正義而言,它既是法治必需的根本內核,又是人民滿足感的基本保障。為此在初始條件中,要保證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公平地獲得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在物質條件方面,讓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充實;在公共服務方面,要讓人民群眾均等地得到來自國家的關愛、照顧、幫助。法治還必須設計“弱有所扶”的法律制度,精準扶貧、脫貧,消除產生弱者的主要社會根源,織造社會安全網,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為弱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完善對“失敗者”的救助,為其提供重新出發的第二次機會。

      二是作為法律本體的“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個核心要義之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法治基礎、法律目的、法律效果的深刻認識,是當代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要的思想指引。

      從法理上而言,以人民為中心首先要以人民至上為原則,確立人民的主體地位。為此,要通過選舉制度保證人民有權決定國家工作人員的選任;保障人民能夠持續參與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使人民擁有監督一切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是否依法履職的權利。其次,以人民福祉為宗旨,維護人民的合法權利。要將事關人民生活的事項納入法治調整的軌道,以法治的剛性來推進民生事業;加強重點領域的立法,為民生夯實法治的根基;倡導底線思維,通過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實行兜底保護。

      再者,以人民關切為導向,回應人民的利益期待。要確立公平正義的制度環境,確保人民平等參與和平等發展的同等機會;將人民的利益期待作為制定法律的根本動力,確保法治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在法律實施中回應人民的利益期待?梢,“以人民為中心”并不是一個空洞的法律口號,它是一個實實在在存在著的法律理念,是衡量法治建設成效的標準和尺度。

      三、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法律文明成果

      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法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并不意味著要拒斥外來的理論、概念、范疇。法律是所有民族、地區和時代用以規整社會關系的工具,法治也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選擇的國家治理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學術話語時,同樣需要尊重、吸收和借鑒法治發達國家的制度文化與理論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不等于關起門來搞法治。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學習借鑒不等于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盤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

      這段話雖然主要是圍繞制度層面的法治而言,但對于建構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同樣重要。眾所周知,中國法治的歷史并不漫長,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本質上即是權力高于法律的人治。自清末變法以來,中國才開始建構現代型的法律制度,也逐步接受了依法治國的法治原理與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以前是向先進國家學習,在現在也需要繼續從發達國家的制度、經驗與理論、學說中吸取有價值的成果。而從歷史上來看,“主權在民論”“法律公意論”“天賦人權論”“人人平等論”“法治優于人治論”“法治乃良法之治論”等重要的理論學說,不僅在17、18世紀的歐洲大放異彩,就是在今天,也同樣是建構現代法治國家的不刊之論。至于具體的、微觀的法律概念,更多也是西方法學的產物。

      如學者所言,“法學的諸多法律名稱,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經濟法、訴訟法、社會法、勞動法、環境法、人權法、國際法等,法學的諸多法律名詞概念,如權利、義務、權力、責任、法人、自然人、平等、自由、合同、財產權、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犯罪行為、法律行為、法律事實、法律關系、知識產權、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等,法學的諸多研究和教學方法,如歸納法、演繹法、比較法、實證法、案例教學法、模擬教學法等,基本上都來自西方”。瑐瑠對于這樣一些名稱、概念、方法,我們沒有必要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否則,不僅會紊亂基礎的法學體系,也會使刻意凸顯本國法學特色的法學話語缺乏與世界法學對話、交流的基礎。

      所以,在提煉本國法學特色、挖掘本國法律傳統的同時,還要注意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先進的法律文化與法律理念。在此問題上,張文顯教授以“法理”為例作了說明,他指出:“因為‘法理’具有融通性和普遍性的特點,對法理的研究必然要求中國法學認真對待法(法治)的世界精神,而不能局限于法和法治的中國精神。”瑐瑡有世界性的眼光方能有世界性的法學話語,有世界性的法學話語也才會有世界性的法律,從而使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夠在有共識性的法律基礎上得以建立與維系。

      所以,在吸收借鑒古今中外優秀法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中國學者具有普遍性、先進性的學術話語,是推進新時代法學學科學術話語建構的不二法門。但是,在積極吸收借鑒世界上的優秀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時,“也要加以甄別,有選擇地吸收和轉化,不能囫圇吞棗、照搬照抄,否則必然水土不服。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底氣、有自信,要努力以中國智慧、中國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建設作出貢獻”。

      法學的概念、范疇、理論都不是純學術性的,相反,其中很多都蘊含著意識形態的因素,如自由主義法治與社會主義法治,雖都以“法治”命名,但無論是在主體、目的、要素、歸宿等方面都存在著質的差異,不可混為一談;同樣,在當代中國,不要說全盤移植西方資本主義的法學話語和法律制度,就算是移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學話語和法律制度,實際上也是絕不可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法學的話語和法律的制度都是植根于本國的歷史文化之上,解決的是本國現有的、具體的社會問題,而國情不同,自然也就使得一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難以簡單地嫁接到他國的土壤之上。

      正因如此,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有選擇地吸收和轉化”原則,科學地對待世界法治文明和法學理論的優秀成果,在此基礎上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話語體系。大體而言,這包括三個維度:一是吸收,即尊重人類共同的優秀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例如需要確立權力制約和監督制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要確保主權在民原則的實現,真正使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二是轉化,即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對相關法學話語加以本土化的改造,如“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三是創新,即植根中國智慧、立足中國實踐,創造性地表達中國的法治經驗。例如“法治社會”概念就是如此。以上我們從“鉤沉傳統法律文化與把握中國現實國情”“提煉新時代中國特色法治建設核心范疇”和“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法律文明成果”三個方面,大致勾勒了新時代構建法學學科學術話語的具體路徑。

      然而,在學術話語建構的過程中,法學學科還有一個和其他學科同樣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概念、范疇表述的體系化”,這雖然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但也影響著體系能否得以型構以及體系能否得以表述。學術話語離不開概念的表達,沒有概念對事物的抽象描述,就無法確立起理論分析的基本框架。法學研究也是如此。法學理論的構造作為一種科學研究活動,必須借助于概念而得以實現,在某種程度上說,法學的進步也在于新的概念的使用及其內涵的不斷更新與發展。所以,對于創建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學學術話語體系而言,必須結合中國國情和中國實踐來提煉新的法律概念、范疇,并使其內涵得以明確、外延得以界定,以此成為一個能夠承載學術理論演繹的基礎。

      此外,概念、范疇還必須體系化,方能保證概念在學術研究中的自洽、交流。因而,必須以“法治”為主線,總結法治中國的建設經驗與建設成就,形成一整套表達中國法治敘事的概念、術語、范疇,為講好中國法治故事奠定話語基礎。

      作者:胡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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